北京“岳云别业琴集”缘起及琴事述考

 

原文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作者简介

章华英 (1966-),女,博士,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

“岳云别业琴集”是民国时期由北京琴家杨宗稷发起,溥侗、虞和钦、杨葆元、李伯仁、释明净等琴家参与的大型古琴雅集。文章从北京“岳云别业琴集”的缘起、琴事活动、“岳云别业琴集”与“九疑琴社”的关系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岳云别业琴集”缘起和杨氏与清末名臣张百熙、军咨大臣毓朗贝勒之间的交游有着很深之关系。在民国风雨飘摇之际,杨宗稷在京师先后创办“岳云别业琴集”及“九疑琴社”,以琴会友,传授琴学,交流琴艺,对于弘扬古琴,推动其后各地琴社的活动,有着积极的意义。

古琴;杨宗稷;岳云别业琴集;九疑琴社

清末至民国年间,由于战乱和社会形态的变迁,以及古琴本身存在的局限性,使古琴音乐一度濒于绝灭的危机。清末琴家杨宗稷不无慨叹地说道:

明以后至今三百年名公巨卿以琴名者无一人焉,抱残守缺仅二三十位布衣之士,何由提倡风雅乎?光宣之际朝廷大祀典礼太常乐部设而不作,用小麻绳为琴瑟弦以饰耳目,礼坏乐崩于斯为极!琴师黄君云邀游南北三十余年,所见安弹旧谱不恃传习能否得谱中精意者才六七人。吁,可以观世变矣!①

其时,各地琴人出于对古琴“恐将淹没”的担忧,先后组织成立古琴社团,或举办琴会雅集,致力于琴学的交流、研究与传承。早在1911年,川派琴家顾隽、顾茕兄弟在长沙成立“南熏琴社”;1915年,广陵派琴家孙绍陶在扬州成立“广陵琴社”;1916年,在山东济南,诸城派琴家王露成立了“德音琴社”;1917年,湖南琴人彭祉卿与顾隽、顾茕兄弟在长沙成立“愔愔琴社”;1918年,顾隽、顾茕兄弟与彭祉卿等又在山西太原成立“元音琴社”。但这些琴社参与的人并不多。直至民国初年,在当时一些富商巨贾的推动下,全国相继进行了三次比较大的琴会,分别为苏州的“怡园琴会”、上海的“晨风庐琴会”及北京的“岳云别业琴集”。在民国时期古琴音乐的历史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其中,“怡园琴会”是在1919年8月25日,由苏州盐公堂大盐商叶希明出资,在苏州举行。会期一天,会后他们用木板刊印了一个很详细的记事专辑,即《怡园会琴实记》,补充了会前会后的许多资料。

怡园琴会之后,在北京,由琴家杨宗稷发起,虞和钦、杨葆元、李伯仁、释明净等参加,在南城“岳云别业”举行了较大的古琴雅集。然而,长期以来,有关“岳云别业琴集”的记载甚少,相关琴事亦语焉不详。有鉴于此,本文将对北京“岳云别业琴集”缘起、琴事活动、“岳云别业琴集”与“九疑琴社”的关系三个问题展开论述。

一、北京“岳云别业琴集”缘起

1920年5月2日(农历三月十四日),九疑派琴家杨宗稷在北京岳云别业举办首次“岳云别业琴集”。之后,前后共举办了七八次,参加者有杨葆元、李伯仁、释明净、虞和钦、张友鹤等。杨宗稷在京师之所以能以琴广交诸方,“岳云别业琴集”在其中也有着相当的作用。而其缘起又和杨氏与清末名臣张百熙、军机大臣朗贝勒、红豆馆主溥伺之间的交游有着极深之关系。

杨宗稷(1865—1933),字时百,亦作诗伯,号九疑山人,湖南宁远人,清末贡生。在家乡曾学过琴,到北京后又继续向黄勉之学琴。晚年在北京设“九疑琴社”传琴,著名古琴家管平湖曾从其学,其子杨葆元亦能琴。其弟子中知名的还有李静(伯仁)、关仲航等。对于杨时百的琴学贡献,查阜西曾言:“三十年来,时百琴艺曾独步燕都,又复集成巨著,琴弟子满天下,琴坛己许为一代宗师。”

图1   杨宗稷

“岳云别业”地址经笔者多次查证,当位于今北京市西城区盆儿胡同55号,即原“岳云别墅”址。这本是一幢座北朝南的西式小楼,一楼东头一间,拱卷门洞,石头台阶,门南边为野地,门口上方有嵌在墙里的“岳云别墅”匾一方。1919年7月10日,由李大钊等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亦曾在这里开会。1920年,会员邓中夏、袁同礼、李大钊等曾来此庆祝学会成立一周年并合影留念。只惜现已被拆。

经笔者查证,岳云别业原是为纪念清末名臣张百熙而建,因张百熙家有藏书处“岳云楼”,故名。而“岳云别业琴集”缘起,也与张百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图2  张百熙

张百熙(1847—1907),湖南长沙人,清末大臣,著名教育家,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山东、四川、广东等地学政或主考官,后又入朝任国子监祭酒,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左都御史、礼部尚书、刑部尚书、吏部尚书、管学大臣、邮传大臣等要职。在任管学大臣时,曾受清廷指派,主持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事务。

张百熙任管学大臣后,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初六奏《筹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同年七月,张百熙亲自主持拟定一套《钦定学堂章程》(因时年为壬寅年,又称壬寅学制》),经清廷批准于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正式颁布执行,开创了中国近代正式确立新式学制的先河,而“教育之有系统自此始”。鉴于教习人才的缺乏,张百熙还选派四十余人赴欧美日本留学,各省派官费留学生由此开始。

在人才选用方面,张百熙认为“此次奉旨切实举办,自应破除积习,不拘成例用人”。他曾跪请“学问纯粹,时事洞明,淹贯古今,详悉中外”的桐城派领袖吴汝纶(1840—1903)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时传为佳话。与此同时,张百熙奏派于式枚(1853—1916)为总办,张鹤龄(筱浦)为副总教习。为使新学能在京师大学堂顺利传播,张百熙聘请了维新派人士严复担任译书局总办,林纾任副总办。当时海内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云集大学堂,如杨仁山、屠敬山、王瑶舟担任国学老师,孙治[诒]让、蔡元培担任史学教习。张百熙对京师大学堂有着开创性的贡献。而杨宗稷在张百熙主持京师大学堂之初,即被聘为“支应襄办”。

据王式通《琴话序》:“有清光绪辛丑,长沙张文达公兴学京师,杨君时百与余应公招致,同居横舍。治事之暇,辄纵谭今古。嗣设总理学务处在东铁匠胡同,君与余从公其间者又三年。”

王式通是光绪戊戌科进士,一生著作等身。其时和杨宗稷一起在京师大学堂共事。很多年以后,杨宗稷路过北京大学,不胜感叹,作有《弹琴感事诗》,回忆当年在“京师大学堂”工作期间的事情,多次书及他与张百熙的情谊:

辛丑冬月,长沙张文达公以工部尚书奉命兼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公派予为支应襄办,移居大学堂,迄甲辰春(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乃迁铁匠胡同学务处,今琴室即予当时所监修者。 

张文达公欲派予为大学堂支应副提调,予以无官辞。公改为襄办,与总办于京卿式枚诸人同时奉派。到堂之日,声明平等观。知己之感,没齿不能忘也。

杨氏仅为清末贡生,但张百熙不计履历,对杨氏提拔有加,且对其与王式通等进士一视同仁,致杨氏一生感念其恩德。但杨宗稷从未为官,认为自己不能胜任大学堂“支应副提调”之职而推辞,其人品之谆厚可见一斑。张百熙逐命其担任“支应襄办”一职,即协助管理京师大学堂的财务收支。杨氏任襄办时之工作,《琴学丛书》中也有记载。如:

予与支应提调绍员外英办理大学堂报销,涓滴归公。或谓银行往来,尚有小五成回扣,文达公亟函令予与绍员外澈底根究,即由管学大臣函询银行,复称并无是例,其事乃寝。⑮

又如:

前大学堂岁费,由华俄银行五百万股金内提息金廿万充之,接办时已支罄,予与沈舍人尽一夕之力,代文达公拟奏,请将历年余廿余万金,并以后每年五百万之息金,尽归大学堂,奉旨依议。迄于辛亥,学部赖之。⑯

张百熙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2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60岁。其时,清廷谕曰:

……兹闻溘逝,悼惜殊深,著赏陀罗经被,派贝勒载洵带领侍卫十名,即时前往奠祭。加恩追赠太子少保,赏银二千两……子江苏试用道张振镛,著以道员即补;……其灵柩回籍时,著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用示篡念荩臣至意。寻赐祭葬,予谥“文达”。

张百熙去世后,“京师大学堂”的各级官员、教师、学生以及张百熙的故旧、亲戚、僚友、各省督抚,酬款七千两银子,拟于“京师大学堂”铸铜像以示纪念。后因看到张百熙身后家境清贫,遂将此款存于北京商号“义善源”生息,以养遗属。不久,“义善源”倒闭,此款亦被乾没。至辛亥(1911)春夏间,铸造铜像一事看来无成,于是便商议在北京城南购地,略筑园亭,名曰“岳云别业”。馆内悬挂张百熙巨幅遗像,并陈列其各种文物和遗物。之后,每逢清明或张百熙生卒日,便“设公祭于中,凡与文达有旧者,皆得往祭,十余年如一日。”

由于杨宗稷与张百熙不仅同为湖南同乡,且其一生尽得张氏之助。杨宗稷每年也去“岳云别业”弹琴祭奠张公数次。杨宗稷曾在其诗中写道:“绝调孤弦不自禁,牙琴千古少知音。成连何处钟期死,流水高山识此心。”又云:

自文达薨后,予以郎官浮沉邮部,三年无寸进。因托于琴以自遣,至今未尝辍业,且以琴为业,竟以琴名,未始非公赐也,亦所以报公也。⑲

另外,由于张文达以吏部尚书管理京师大学堂期间,同时兼管宗室觉罗八旗学堂。期间,曾奏派清末军咨处大臣毓朗贝勒为八旗学堂总教习,杨宗稷亦奉命任京师大学堂的支应襄办,故杨宗稷与毓朗贝勒间亦有岁时宴游往来之雅。

爱新觉罗·毓朗(1864—1922),即多罗敏达贝勒,号月华。乾隆帝长子定安亲王永璜之五世孙,定慎郡王溥煦之次子,是溥仪之父、摄政王载沣的亲信。辛丑后封镇国将军,称为毓将军。光绪三十三年(1907)袭贝勒。历任巡警部(民政部)侍郎、步军统领。宣统二年(1910)七月,授军机大臣。宣统三年(1911)四月,改授军咨大臣。辛亥革命事起,参与宗社党活动。民国十一年(1922)十月二十六日(12月14日)卒,谥曰敏达。

图3  爱新觉罗·毓朗(1864—1922)

图4 杨宗稷旧藏“彩凤鸣岐”琴(浙江省博物馆藏)

庚申(1920)农历二月十七日(4月5日),时值清明,毓朗贝勒亦赴“岳云别业”奠祭张百熙,进门后遇杨宗稷正用“彩凤鸣岐”琴弹《平沙落雁》曲,其声疏落,异于时曲。毓朗贝勒见此琴,说:

余家有古琴,制独钜,朱漆斑剥,声沉着,不似他琴作三弦音者。背镌刻“彩凤鸣岐”四字,琴身中镌“大唐开元二年雷威制”。庚子之乱,此琴并抄本《邻鹤斋琴谱》皆为人掠去。⑳

当朗贝勒说起这些的时候,杨宗稷惊曰:

曩从一小女子手中购得一琴,即雷威也。㉑

事后,杨宗稷嘱毓朗贝勒书其事为成七古一章以纪实,其歌曰:

年年清明风似虎,通衢僻巷皆尘土。今年有雨湿京尘,且喜新晴日卓午。

呼僮整驾出南郭,文达园林寻夙约。下车一拜旧知音,廿载交情浑如昨。

相公门下多正人,不以存亡失其真。闻道年年逢此日,双鸡斗酒来重陈。

座中忽有弹琴客,四海知名杨时百。援琴三鼓有余哀,别有伤心托弦索。

先生弹罢询邦族,故园劫后余松竹。当年有琴名雷威,庚子兵荒失不复。

先生大笑出一囊,朱漆赫然四尺长。背记雷威唐时制,鸣岐彩凤声悠扬。

我持此琴三叹息,人失依旧为人得。曾存定府先人言(余家旧藏书画珍玩多有钤先祖曾存定府行有恒堂章者,概达观也),始信成亏两无惑。

临分珍重不忍遽,敢以一言相委付。天下纷纷多伟人,莫教大力负之去。㉒

之后,毓朗贝勒又给杨宗稷来信:

自清明岳云别业一听颖师琴,忽忽四月矣,胸次芜杂,迄未为雷威一证所由来,有负尊嘱。昨偶成七古一章,适后斋上公云日与先生挥尘清谈,已烦其转呈有道矣。日内后斋代呈时,望指其纰累而教之也。㉓

毓朗贝勒信中的后斋上公乃是溥侗,初封镇国将军,常称侗将军,别号西园主人、红豆馆主。其父载治是隐志郡王奕纬(道光皇帝长子)的嗣子。溥侗通晓音律,精于昆曲与京剧。因是清室宗,家中富有,再加本人悉心研究,遍访名师,终于达到了文武昆乱不挡、六场通透的化境。后又得黄勉之指授,复精琴学,家中藏琴颇丰。

杨宗稷《藏琴录》曾云,庚申(1920)以后,“岳云别业”常开琴会,最多时达七八十人。这与溥侗的“相与提倡”是密不可分的。另据李静《祭九疑先生文》所述:“十余年来,常集琴会于故都之岳云别业、北海公园,前后凡七八集,皆先生倡之,为民国盛事。”

 

二、北京“岳云别业琴集”纪事

从1911年“岳云别业”建成以后,杨宗稷每年于清明或张百熙生卒日,赴“岳云别业”弹琴祭奠,以示怀念。1920年(庚申)农历三月十四日(5月2日),于“岳云别业”举办琴集,此为民国以来,北京琴会之始,亦即“岳云别业”首集。

是日天朗气清,风和日丽。“莅会者五六十人,颇极一时之盛”。其中,岳云琴会会员约有15人,均携琴,并在雅集中弹琴。这15人为:杨宗稷、杨葆元、廖维勋(允端)、周景墀(季英)、常毅箴(国宪)、释明净(逸梅)、章曼仙(华)、刘崇佑(崧生)、冯恕(公度)、黄中(则均)、葛成勋(竹书)、李毓麟(伯仁)、陈筑山(为藩)、溥侗(西园)、袁毓(支数)。除以上琴人外,参加演奏的尚有葛箴慧、谭步溟(邦翰)及北京大学的张友鹤、夏茀常。曲目如下

以上有15人为琴会会员,加上北京大学的张友鹤、夏茀常和女来宾葛箴慧,共有18人参加演出。其间“拂弦奏曲,古音铿然,四壁皆静”,聆听者欢欣鼓舞、心畅神怡。演奏的曲目以古琴合奏为主,另有古琴独奏、琴箫合奏、笛箫合奏。此次雅集中,葛箴慧的《流水》,其指法谨严有度,技术亦十分纯熟。至于杨宗稷的《秋鸿》独奏,据谭邦翰所述,“偌大琴曲,一气呵成,无懈可击,系真有精严独到处”。古琴合奏曲中,又以《平沙》和《渔樵》最为齐整。与会的琴友,还携带各有自珍藏的古琴,其中不乏唐宋元明各代名琴。如杨宗稷的“彩凤鸣岐”“鸣凤”“谷应”。而“松石间意”一章琴,乃杨宗稷据宋宣和府名琴仿制。另外,溥侗所携为“月明沧海”琴,常毅箴携元代朱致远制“秋塘寒玉”琴,廖允端携明代益王“南熏”琴,李伯仁携“天籁”琴,冯公度为“太古遗音”琴,等等,可谓“空桑之美,峄阳之奇,荟于一堂”

此次琴集之后,于1921年、1922年又续开了二次。至1923年(癸亥)农历4月26日,举办第四次雅集。

图5  北京“岳云别业琴集”图,1923年4月26日摄,杨宗稷(前排左四)、张友鹤(前排左一)、杨葆元(后排左一),释明净(后排左四)

这次雅集参加的人有杨宗稷、虞和钦、周季英、常毅箴、金致淇、释明净、李伯仁、杨葆元、张友鹤、张荫农、廖允端、葛竹书、刘崧生等。

与首次琴集相较,参与的琴人中,多了虞和钦、金致淇、张荫农诸人。其日大雨,雷电晦冥,但赴会者依然达六七十人之多,其中有从天津等地赶来的外地琴友。案上放着30多张古琴,皆为唐宋元明时的佳品,另外还有杨宗稷、虞和钦自制的古琴。

雅集以古琴合奏和独奏为主,依次弹奏了11个传统琴曲,均“大雅中和,各尽其妙”。

开始的第一曲是由杨宗稷、杨葆元、周季英、释明净、常毅箴、廖允端六人,古琴合奏《渔樵问答》。其“曲度既匀,节奏同检,合琴而臻此境,至为难能可贵”。

接着由来宾吴基西、周语琴、吴竹仙三人也是合奏《渔樵问答》。吴基西系闽派琴人,所弹《渔樵》则与前调不同,别有风味。

二曲弹完,风散云开,天气清朗,于是来会琴人合影留念。休息片刻后,又开始琴会。接着由杨宗稷、释明净逸梅、张友鹤、张荫农、廖允端五人古琴合奏《水仙操》。

第四个弹奏的是李伯仁、杨葆元古琴合奏《秋鸿》,淋漓悲壮,一气呵成。午前,虞和钦和杨葆元也曾合奏《秋鸿》。《秋鸿》是古琴中仅次于《广陵散》的第二大曲,又被《五知斋琴谱》列为五大曲之一,其合奏是很不容易的。

接着,由张荫农弹《高山》《流水》。

六是杨宗稷弹奏《渔歌》。杨宗稷的《渔歌》传自其师黄勉之,其“会精聚神,天衣无缝。《五知斋》所谓声声抑扬。飘飘欲仙,直欲驾黄勉之而上之。”

第七是虞和钦弹奏《空山忆故人》。虞氏下指谨严,曲中极尽缠绵绯恻之致。

第八是释逸梅、常毅箴合奏《四大景》。

第九是吴淑班女士弹奏《平沙落雁》。

第十是吴基西弹奏《风云际会》。

第十一是杨宗稷、李伯仁、周季英、释明净、杨葆元、金致淇六人合奏《平沙落雁》。

最后一个则是杨葆元弹奏《潇湘水云》。

 

三、“岳云别业琴集”与“九疑琴社”

杨宗稷百所主持的“岳云别业琴集”,以及后来的“九疑琴社”,是民国以来,北京琴会之始,在琴界有着一定的影响。而从其时间来看,“岳云别业琴集”在前,“九疑琴社”在后,均为杨宗稷所创。

据《今虞琴社社启》云:“岳云九疑树帜于燕京(杨时百乾斋乔梓及李伯仁、刘蕙农诸先生既为岳云琴集,复立九疑琴社)。” 

从上文亦可知岳云琴集与九疑琴社之前后关系。

又据杨氏弟子李静(即李伯仁,又号玄楼)有诗《柬今虞琴社》云:“止息人间一息胎。岳云断处九疑开。虞山有幸传今古。为寄天书百卷来。”其诗后有注云:

故都琴集,近数十年来实始于黄勉之先生之广陵正宗琴社,而九疑山人继之以岳云别业雅集,未有社名。十年前始以九疑名社,今亦风流云散。睹今虞琴社之盛,真有有幸有不幸之感。因寄天书,吟诗并叙及之。

从上文可知,北京琴集始于黄勉之的“广陵正宗琴社”。杨宗稷在北京“岳云别业”举办过七八次琴集,但未设琴社。直至杨宗稷去世前十年的某年元宵,才设“九疑琴社”,并“公推先生为社长” ,继续琴集。

“九疑琴社“社名之缘起,因杨宗稷号“九疑山人”,故名。而“九疑”之名。则与梁朝隐士、《碣石调·幽兰》传谱者丘明有关。对此,杨氏弟子李静在《祭九疑先生文》中有述:

能尽雅琴,于今有几。丘公后身(黄勉之先生尝谓先生为丘公后身,丘公晋时人善琴,亦隐居九嶷山)先生独伟,操成残形,材辨焦尾,抚弦安歌,感泣神鬼。春秋佳日,会以文友。㊴

至于九疑琴社之所在地,据杨葆元弟子吴冠周《琴话》所述:

岁戊辰,余负笈陆军大学。暇过琉璃厂,与卖琴者偶谈,得悉湖南杨时百先生为当代琴家,其品性高介,不交凡俗。能操缦者,即可视为知音已云。……每日课余,必偕同学黎君伯豪、温君岂凡、余君述虞、李君廷铨,忍饥至宣外丞相胡同九疑琴社就学于乾斋世兄。㊵

可知其时戊辰(1928),九疑琴社的活动地点为杨氏府上宣武门外丞相胡同。

民国二十二年(1933)十二月十五日,杨宗稷病逝于北京丞相胡同舞胎仙馆旧居,灵历法源寺。次年元月二日,归葬于西山之原。此后,“九疑琴社”活动终止。

在民国风雨飘摇之际,杨宗稷在京师先后创办“岳云别业琴集”及“九疑琴社”,以琴会友,传授琴学,交流琴艺,并使其有“和平中正之音”,对于弘扬古琴,推动其后各地琴社的活动,有着积极的意义。

注释

①杨宗稷:《琴学丛书·琴话》,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本,1989年。

②谭邦翰:《琴会记事》,《音乐杂志》第1卷第3号,1920年5月,第1页。

③据北京大学堂编纂《京师大学堂同学录》“执事题名”一栏云:“杨宗稷,诗伯,贡生,湖南长沙府”。光绪二十九年(1903)调查,1903年刊印。

④查阜西:《〈幽兰〉古调之初探》,载《查阜西琴学文萃》,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5年,第57页。

⑤张百熙(1847—1907),字埜秋,一作冶秋,号潜斋。湖南长沙人。清末大臣,著名教育家。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二年(1876)散馆,授编修。其后先后任山东乡试副考官、山东学政、四川乡试正考官、日讲起居注官、国子监祭酒、江西乡试正考官、广东学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礼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吏部尚书、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户部尚书、邮传部尚书等职。

⑥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百零七·志八十二·选举二·学校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130页。

⑦张百熙:《奏举吴汝纶为大学堂总教习折》,载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05页。

⑧张百熙的政治主张和教育思想主要散见其奏折,《清史稿·艺文志》有《张百熙奏议》四卷,另有《退思轩诗集》六卷,《补遗》一卷传世。

⑨王式通(1864—1931),又名王仪通,字书衡,山西汾阳人,原籍浙江绍兴。光绪戊戌科进士,历任编书局、学务处等职。1906年赴日本考察教育。归国后任内阁中书,调任刑部山东司主事、安徽司员外郎、大理院推事、大理院少卿等职。自著《志盦诗文集》《刑法志》《邦交志》《弭兵古义》,修撰国史、清史,四库书目等,又从徐世昌撰辑《清学儒案》《清诗钞》等。其一生手不释卷,精于法律、历史、地理,民初之中小学地理课程为其手泽。1931年10月病逝于北平(引自黄美真、郝盛潮编:《中华民国史事件人物录》“王式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75—476页)。

⑩王式通:《琴话序》,载《琴学丛书》(第2册),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1页。

⑪杨宗稷:《弹琴感事诗》,载《琴学问答》卷后,见《琴学丛书》(第11册),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19页。

⑫于式枚(1853—1916),清末官员。字晦若,贺县(今贺州)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授兵部主事。充李鸿章幕僚多年,奏牍多出其手。1896年参加康有为倡设的保国会。1906年任广东提学使,广西京官联名上奏荐其兼任广西铁路公司总理,规划建筑广西境内铁路。1907年充出使考察宪政大臣。因得皇族和顽固派支持,擢升邮传部侍郎、礼部侍郎、学部侍郎、修订法律大臣、国史馆副总裁。辛亥革命后悲愤憔悴,稳居青岛,谢绝袁世凯聘为参议。1916年移居上海病卒。

⑬杨宗稷:《弹琴感事诗》,载《琴学问答》卷后,见《琴学丛书》(第11册),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20页。

⑭提调:清末各新设机构常置此职,系处理事务的高级人员。

⑮杨宗稷:《弹琴感事诗》,载《琴学问答》卷后,见《琴学丛书》(第11册),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21页。

⑯杨宗稷:《弹琴感事诗》,载《琴学丛书》(第11册),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21页。

⑰杨宗稷:《藏琴录》,载《琴学丛书》(第11册),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12页。

⑱杨宗稷:《弹琴感事诗》,载《琴学丛书》(第11册),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21页。

⑲杨宗稷:《弹琴感事诗》,载《琴学丛书》(第11册),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21页。

⑳杨宗稷:《藏琴录》,载《琴学丛书》(第11册),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13页。

㉑杨宗稷:《藏琴录》,载《琴学丛书》(第11册),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13页。

㉒杨宗稷:《藏琴录》,载《琴学丛书》(第11册),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13页。

㉓杨宗稷:《藏琴录》,载《琴学丛书》(第11册),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13页。

㉔李静:《祭九疑先生文》,载《今虞琴刊》,内部交流资料,1937年,第307页。

㉕碧窗里人:《北京琴会岳云别业第四集纪事》,载《今虞琴刊》,内部交流资料,1937年,第13页。

㉖据碧窗里人《北京琴会岳云别业第四集纪事》载为首次琴集“莅会者五六十人”,但弹琴的人据谭邦翰所写《琴会记事》,当为十余人,见《音乐杂志》1920年第1卷第3号,第1页。

㉗本表据谭邦翰所写《琴会记事》编成,原文载《音乐杂志》第1卷第3号,1920年,第1页。

㉘谭邦翰:《琴会记事》,《音乐杂志》第1卷第3号,1920年5月,第1页。

㉙谭邦翰:《琴会记事》,《音乐杂志》第1卷第3号,1920年5月,第1页。

㉚今虞琴社编印:《今虞琴刊》,内部交流资料,1937年,第4页。

㉛碧窗里人:《北京琴会岳云别业第四集纪事》,载《今虞琴刊》,内部交流资料,1937年,第13页。

㉜碧窗里人:《北京琴会岳云别业第四集纪事》,载《今虞琴刊》,内部交流资料,1937年,第13页。

㉝碧窗里人:《北京琴会岳云别业第四集纪事》,载《今虞琴刊》,内部交流资料,1937年,第13页。

㉞碧窗里人:《北京琴会岳云别业第四集纪事》,载《今虞琴刊》,内部交流资料,1937年,第13—14页。

《今虞琴社社启》,载《今虞琴刊》,内部交流资料,1937年,第218页。

玄楼(李静):《柬今虞琴社》,载《今虞琴刊》,内部交流资料,1937年,第306页。

玄楼(李静):《柬今虞琴社》,载《今虞琴刊》,内部交流资料,1937年,第306页。

李静:《祭九疑先生文》,载《今虞琴刊》,内部交流资料,1937年,第307页。

李静:《祭九疑先生文》,载《今虞琴刊》,内部交流资料,1937年,第307页。

吴冠九:《琴话》,载《今虞琴刊》,内部交流资料,1937年,第319页。

李静:《祭九疑先生文》,载《今虞琴刊》,内部交流资料,1937年,第307页。

㊷碧窗里人:《北京琴会岳云别业第四集纪事》,载《今虞琴刊》,内部交流资料,1937年,第14页。


图文编辑:胡浩琳(志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