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石楬涉琴文字补说

【璇玑闲考】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石楬涉琴文字补说

 

    2015年8月至2016年12月,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抢救性发掘了洛阳寇店镇西朱村M1号曹魏时期的皇室成员大墓[1]。墓中出土刻铭石牌200余枚,其内容多是随葬品的名称、数量等的记录。李零[2]、曹锦炎[3]等先生在《博物院》2019年第5期发表文章,刊布了这批石牌铭文中的绝大部分,并作了相应的研究。又据赵超先生研究认为,该批铭文石牌应称为“石楬”[4],本文从此。
    李零先生全面考释了138件石楬铭文。本文拟在李零先生考释基础上同时参考其他诸家研究,着重对M1:39号、M1∶337号石楬涉琴文字的训释试作补充。
 

【璇玑闲考】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石楬涉琴文字补说

M1:39号石楬

【璇玑闲考】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石楬涉琴文字补说

M1∶337号石楬


    M1:39号及M1∶337号石楬的拓片图像见上图。李零先生、郑志刚先生相关训释如下:
 李零

礼乐类:赠币、钟、镈、奏鼓、鼙鼓、笛、箫、琴、筝、琴拨。

……

“〔墨漆〕画琴一,/〔丹缣〕囊自副”(M1∶39,图110)

“……山画筝,/……衣,柙自副”(M1∶198,图111)……

“三合金拨, / □ □自副”(M1∶337,图112)

三合:疑读三盒。拨:疑指琴拨。[2]

 
郑志刚
“……画琴一……囊自副”
六边形,石牌上部残失,腰部断裂痕左低右高;正面阴刻隶书残存6字。按琴,七弦琴,通称古琴;囊,琴囊,贮琴之囊。所谓“…画琴一…囊自副”,或指描绘在漆器上的一张古琴,并且还配置有贮琴之囊。[5]
      

    “丹缣囊”:指的是包裹器物的包袱皮或罩子。缣为双丝的细绢。《说文》:缣,并丝缯也。如果所释无误,那么这将是一则目前最早的描述琴囊及其质地和颜色的史料。

    “自副”:即自配。副与主相对,指与主要随葬品相配套。

    据不同研究者考证,此墓的墓主可能为曹操次子曹彰,或魏明帝曹叡,或魏明帝爱女曹淑和甄黄的合葬墓等,墓葬年代约在223-263之间。这一前后正是著名琴家如蔡邕,蔡文姬,杜夔,阮籍,嵇康等生活的年代。他们所弹之琴究竟什么样?

 

    迄今为止出土的古琴实物,时代跨度从春秋早期(郭家庙)到西汉中期(海昏侯),皆为半箱式琴(典型的半箱式琴如图),且基本出土于楚地。而传世古琴,包括疑为北魏时期的日本正仓院金银平文琴,则都为全箱式。二者之间的矛盾如此突出,使得出土的半箱式琴是否是传世全箱式古琴前身的问题,成为一个争讼已久的学术焦点。持“非前身”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原地区另有全箱式“中原琴”以区别于半箱式“楚琴”,只是因为墓葬条件不好没有发现而已。不过,大部分学者都基本同意,古琴的相关考古图像资料也都已证实,古琴至迟在东汉到魏晋期间就已定型为七弦十三徽、与传世古琴一致的的全箱型形制。因此无论是哪一方,都不约而同地在时间上把目光投向这段尚待填补的历史空白期,在空间上投向中原地区。不论这里出土何种琴器,都有可能使得学术观点的天平倾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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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汉墓出土七弦琴

 

       因此,得知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石楬透露出此墓有一张“画琴”随葬,难免不让人激动一番。但遗憾的是此墓早已遭遇严重盗扰,如今我们只能空对“画琴”石楬残片和一些无法辨认的漆木器遗迹,留下无限叹惋与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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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出土漆木器残片

画琴
 
    郑志刚先生将“…画琴一”释为“描绘在漆器上的一张古琴”,而且这张画在漆器上的琴竟然“还配置有贮琴之囊”,殊为难解。“画”应该是“琴”的定语,用来修饰琴,即有画之琴,而不是有琴之画。古汉语并非没有定语后置的情况,但往往有“之”“者”之类的助词同时出现。此外,该墓其他石楬有大量诸如“墨漆画扶栏”、“赤漆画奏鼓”、“墨漆画箫”、“墨漆画搏具”“墨漆画案”之类的用例,此楬不可能有例外。汉魏漆器多以黑、红二色为主,墨漆画即以黑漆为地绘红色图案。因此李零先生认为残缺部分应为“墨漆”是合理的。
 

    今试以李零先生补缀之“墨漆”“丹缣”二字,裁取其他石楬文字拟合,以一窥全貌,聊补缺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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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文献中虽然未见“画琴”的记载,但盛加装饰的“宝琴”却并不鲜见。如《古琴疏》:“帝喾之妃以碧瑶之梓为琴,饰以㻬琈宝玉,故名日‘㻬琈’。”又据《西京杂记》:“赵后有宝琴曰凤凰,皆以金玉隐起为龙螭莺凤古贤列女之像。”以及:“汉高祖入咸阳,周行府库,其异者,有琴长六尺,安十三弦,二十六徽,皆用七宝饰之,铭曰‘璠玙之乐’。”或言《西京杂记》为伪书,但如果结合出土的战汉彩绘琴器实物,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五弦琴,湖北枣阳擂鼓墩一号墓浮雕彩绘十弦琴等,则所记之事未始不可信。与墓葬年代大约同一时期的嵇康(223 -262)在《琴赋》中描绘造琴的情况时就说:“乃使离子督墨,匠石奋斤,夔襄荐法,般倕骋神。锼会裛厕,朗密调均。华绘雕琢,布藻垂文。错以犀象,籍以翠绿。弦以园客之丝,徽以钟山之玉。爰有龙凤之象,古人之形。”虽然汉赋的文学语言辞藻华丽,铺陈夸张,但至少客观反映了当时奢华的审美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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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墓五弦琴(均钟)

 

【璇玑闲考】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石楬涉琴文字补说

湖北枣阳擂鼓墩一号墓浮雕彩绘十弦琴

       日本正仓院所藏金银平文琴,表面装饰金银平纹之人物鸟兽草木花纹,璀璨夺目,可与嵇康的描述相印证,可以认为是一件传世“宝琴”的活化石。日本学者林谦三认为是中国唐代(开元二十三年,或贞元十一年)所制;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则认为更可能是北魏时期(435,或495)的作品;郑珉中先生虽然认为是日本仿唐的作品,但也同时指出此琴来源于中国的“宝琴”。李美燕认为此琴确系中国传入,其时间有可能是在南朝刘宋以后,隋唐以前;谢孝苹认为成琴时间更可能在后梁大定元年(555年)。撇开年代争议不论,这一时期存在“宝琴”确是不争之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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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正仓院藏金银平文琴
 

    诚如郑珉中先生所言[6],“宝琴”应该是相对于没有装饰的“素琴”而言。《礼记、丧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终也,以节制者也。”郑玄注:“素琴,无漆饰也。”素琴是丧仪期间除服日君子所御之琴。“素”有纯洁本真的意象。因此《晋书·陶潜传》说陶渊明“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张。”到了唐代,士人们已经不再崇尚“画琴”和“宝琴”这种奢华之风,所弹之琴便都是素琴了。

 

三合金拨
 
    对M1∶337号石楬“三合金拨, / □ □ 自副”试说如下。
 
【璇玑闲考】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石楬涉琴文字补说
铜质容器
    李零先生将石楬铭文中的所有“合”字,均释为“盒”。但范常喜先生对此有不同意见[7]。他认为,根据“合”字在石楬铭文中出现的位置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缀于器名之后,一类冠于器名之前。缀于器名之后者应释为“盒”,如“黄、白荆饧各一合”,“墨漆画杨柳粉铫一合”等。而冠于器名之前者应释为度量单位之“合”。《说苑·辨物》:“千二百黍为一龠,二龠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如“三合银香炉一”,“半合淳金盘、椀各一”之类。
    如果依照范常喜先生的意见,“三合金拨”中的“合”应为度量单位之“合”,约等于60毫升(约一两二)。那么与此对应,“金拨”应该为某种铜质容器。
 
琴拨
    众所周知,古琴是指弹,不用拨子的。但“琴拨”或“琴拨子”这个器物名称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考古界和古玩界所熟知,其来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在商周时期的遗址中, 经常出土一种被称作“柄形饰”的文物。这种“柄形饰”或石质,或玉质,形状大体都相同,看去很象某种东西的“柄”,所以被称为“柄形饰”或“柄形器”。其中不少玉柄形器同时也像是缩小的古琴(如图)。李小燕的研究指出,上世纪30年代,当时的殷墟发掘者因此称此类玉器为“琴拨”,认为它是用来弹拨琴弦的。直到50年代,考古界仍在编写发掘报告时称其为“琴拨”或“琴具”。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考古研究基础薄弱,定名往往沿袭古董行的俗话,望形生名而已,并无科学依据[8]。因此所谓“琴拨”完全是一个并不存在的“人造”器物。
 
【璇玑闲考】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石楬涉琴文字补说
典型的玉柄形器
    然而“琴拨”的发现,尤其是其拥有可上溯到殷商那么悠久的历史,使得琴界不少人深受鼓舞并津津乐道。但随着考古研究的发展,“琴拨”问题已渐渐明了。尽管柄形器究竟为何物的争论数十年来从未平息,尽管古琴的造型和审美取向或许受其启发,但它和古琴并没有直接关系却早已成为共识。当代著名古琴艺术家龚一先生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参观时,也发现该馆仍以“琴拨子”命名柄形器,曾当面予以纠正[9]。
    因此,如果李零先生疑“金拨”为“琴拨”,指的是以上这种考古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琴拨”的话,那么就依据不足了。当然,“琴”也可以认为泛指弦乐器,如此一来琴拨可指琵琶、筝或阮的拨子等,则又可以成立。如果进一步结合另一石楬铭文“……山画筝,/……衣,柙自副”(M1∶198)来看,似乎可以认为是筝用的拨子。但无论如何,最终与“三合”这一量词还是无法联系。
 
葬具
     “拨”也是一种葬具。《战国策》:“弓拨矢钩”。其注曰:“拨,弓反也。又葬具”。又《礼、檀弓》:“废輴而设拨”。郑玄注:“拨,可拨引輴车,所谓绋”。绋为古代出殡时拉棺材用的大绳。执绋,指送殡:“绋者,所牵持棺者也”(《白虎通》)。因此“拨”又可以释为绋这种葬具,是在下葬时用来牵持棺材的大绳。葬具虽然和随葬品的意义不同,但也并非不会出现在墓中。比如王咸秋认为,该墓另一石楬铭文“绛九流一”,是指丧礼中的九旒之旗,在送葬时作为仪仗旗之用,入圹后放置在墓中[10]。但“拨”如果为大绳,独立则可解,与“三合”、“金”合称则难解,故此说亦似不通。
 
    综观以上三种训释,笔者认为铜质容器更有可能。
 
    如果按照容积约一两二的铜质容器这一思路展开,对“三合金拨”则可以有几种猜想:
 

    1. “拨”疑为“钵”的俗字。“金拨”即“铜钵”。但作为食器的“钵”容积太大,似与此不符。因此可能为“水盂”之类的文房器。但“拨”为“钵”的俗字尚缺乏用例,证据力度稍嫌不足;

 

    2. “拨”疑为“镈”的俗字。但此处的“镈”并非为钟镈之镈,因为后者已经在M1∶111中出现过了:“鑮(镈)钟四,墨〔漆画〕/扶兰(栏)自副”。此处的“镈”应该是农具之“镈”[11],(诗经:“其镈斯赵,以薅茶蓼”),形如铲子,有一定容积,只不过小型化、精致化后成为生活用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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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铜镈

    考察这种小型的匙勺一类非食具生活用品,民间老一代人都有同时称其为“拨子”的,而其中一些匙勺部分已经没有了容积,成为了铲形。比如中药铺使用的“药拨子”、“药铲子”,茶道用具“茶拨”,文房用品“浆糊拨子”等(如图)。因此,虽然没有在文献中找到“拨”与“镈”通假的用例,但从以上读作(或书作)“拨子”的器具像“镈”之形可以推断,民间以“拨”代“镈”是成立的。如果进一步结合其他石楬铭文中出现的“墨漆画药函”(M1∶152),“药簁”(亦药匣、药箱。M1∶112)和“银小杵臼”(药臼,M1∶281,图77),则“三合金拨”似可释为:

 

“容量为三合的铜质药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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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房用具铜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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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糊拨子

【璇玑闲考】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石楬涉琴文字补说

茶拨子

    3. “拨”或为“钹”之俗字。“金拨”即为打击乐器“铜钹”。铜钹又称铜钹子、或铜钵子,亦称铜盘、铙钹等,以响铜制造,形如圆盘,中央隆起如丸,中心穿孔系以布绳,持拿两片,互击鸣奏。即然其形如圆盘,也可能以容量来区别其大小。但按照东汉大丧的乐器随葬规制:“钟十六,无虡。镈四,无虡。磬十六,无虡。埙一,箫四,笙一,箎一,柷一,敔一,瑟六,琴一,竽一,筑一,坎侯一。”[12],铜钹并不出现在其中。王咸秋根据石楬铭文所出现的一些儿童玩具及相关历史资料推测,西朱村M1的墓主人极有可能是曹淑和甄黄这两位早殇的孩童[10]。如果此说成立,那么“铜钹”作为一件独立的儿童玩具也并非不可能。

 

    综上,笔者认为,M1:39号石楬所示“画琴”和琴“囊”不仅揭示了汉魏时期以画琴随葬的事实,而且也首次描述了琴囊及其质地和颜色,是一则珍贵的史料。而M1∶337号石楬的“金拨”不可能是“琴拨”,也不因归入礼乐器一类。“三合金拨”更可能是一种铜质容器,具体可能是“容量为三合的铜药拨子”。(完)

2021年11月17日

吴跃华 于 北京

(本文尚未发表,抄袭必究)
参考文献

[1]王咸秋,严辉,吕劲松.河南洛阳市西朱村曹魏墓葬[J].考古,2017(07):71-81+2.

[2]李零.洛阳曹魏大墓出土石牌铭文分类考释[J].博物院,2019(05):6-20.

[3]曹锦炎.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墓主身份浅析——兼谈石牌铭文所记来自一带一路的珍品[J].博物院,2019(05):21-28.

[4]赵超.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石牌定名与墓主身份补证[J].博物院.2019(5):29-36.

[5]郑志刚. 汉魏大墓石牌文字研究[D].南京大学,2019

[6]郑珉中.论日本正仓院金银平文琴兼及我国的宝琴、素琴问题[J].故宫博物院院刊,1987(04):25-36+66.

[7]范常喜.洛阳西朱村曹魏墓石牌“三合银香炉”小考[J].中原文物,2020(06)142-144.

[8]李小燕. 玉柄形器研究[D].吉林大学,2008.

[9]云浩对话龚一:追寻古琴背后的君子之道http://sino.newdu.com/a/201711/23/7966.html

[10]王咸秋.洛阳西朱村曹魏一号墓墓主考[J].华夏考古,2021(03):88-93+116.

[11]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0

[12]刘连香.洛阳西朱村曹魏墓墓主探讨[J].博物院,2019(05):3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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