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浓情更浓 ·《春晓吟》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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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曲《春晓吟》,建议Wifi环境下播放!~

  《春晓吟》属中国古琴名曲之一。最早见于明代<<西麓堂琴统>>(1549)。表现了春之欣欣向荣的景象。共三段,《二香琴谱》认为它“和平、中正、大方”,为诸曲之冠。

  《春晓吟》篇幅不大,结构完整,韵味绵长,颇具琴味。古琴曲中,炫技的曲子往往声多韵少,在音乐性上固然很能抓人的耳朵,但总与琴味有隔;而某些短小的,或者技法并不高难的曲子倒能充分体现出琴曲那清微澹远的意境,如《平沙落雁》、《良宵引》、《春晓吟》、《碧涧流泉》、《孔子读易》等。 但大曲和小曲也只是篇幅和技巧上的区别,如若从琴曲处理上来看,小曲往往也能表现得非常充分。加上演奏者能用心思考,挖掘内涵,把小曲表现好也是很见功力。

  《春晓吟》以散音开篇,在春眠不觉晓的慵懒意境中展开。整个上半段都可以自由发挥,散板为主,以表现春晓人倦起懒梳头的情态。而从泛音开始一转。清新的泛音,犹如从远处渐渐传来的鸟鸣,时隐时现,一应一答。随之渐强的打圆,似乎是那按耐不住的心,急欲推窗而览,一观究竟。转入下半段后,应取音清晰,节奏明快亮丽。开窗纳阳,心情为之舒畅,见窗外新枝亮叶,繁花似锦,好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色!真是:独怜新绿绕新红,春浓人浓情更浓!弹到此处,意已满,便渐入尾声,从放入收。春色虽美,终归不永,思及人生何其短哉,继而怆然。曲调此处再回散板,淡淡哀愁上心头,罢罢罢,几声泛音最终结束此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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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火焦桐韵本悲 · 忆王迪先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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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她让一个“显晦无常”的领域明朗化

  琴乐中有一种表现形式,非常古老,但遗失最多,王迪对于现代学的最大贡献之处,恰恰就在这里。“琴歌”记载很早,《尚书·益稷》便有了“搏拊琴瑟以脉”的第一笔。“闻弦歌之声”(《论语·阳货》),“弦诗三百”(《墨子·公梦》)等语录,层出不穷。

  《诗经》是用琴瑟等乐器伴奏歌唱的,《史记·孔子世家》“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四川出土的汉代陶俑,不仅仅双手作抚琴状,同时还神采飞扬地张口作唱歌状。当代琴歌研究始于査阜西,早年习琴就是从唱歌开始的,他写道:作为一个琴人,我是从琴歌学起的,我从十四岁到二十七岁,一直是弹必有唱,后来有人教我“归口虞山”,我就不敢当众演唱了。当我开始弹《忆故人》和《梅花三弄》两个无词琴曲时,我在情绪上还多少有些抵触。我很怀疑,一个琴曲没有词,怎能知道是些什么意思呢?后来到任何地方遇到的琴家,几乎全是只弹而不唱,我才噤若寒蝉,怕人轻视我是“江湖派”。

  査阜西在琴歌技术上推崇“乡谈折字”,“乡谈”是方言,”折字“是用方言演唱,即把”四呼开合“和”四声阴阳“折转到发音上,使人听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可以唱出诗歌三百篇、器乐声乐结合的古老品种,到了20世纪50年代”古琴普查”竟然不足十首!面对一路下滑却魅力无穷的领域,王迪奋然起身,勇于承担,几乎是独自挑起了“捡石补天”的使命。通过她,我们知道,原来保存的三千余首琴曲中“琴歌”就有五百余首(包括不同唱词的300余首),分量居六分之一,可谓传统声乐艺术的最大宝藏。

  所以,致力于琴歌的挖掘、打谱、研究、推介,成为她一生投入最多也是成就最大的事业。在同辈人中(几乎是唯一例外),在多数人认为不能为的区域找到了一片大有可为的学术空间和艺术空间。某种程度上说,琴歌就是她独立门户的标志,就是她立于当代琴学无可替代的玉树临风处。

  1983 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她编辑的《琴歌》,共收录 52 首。除管平湖整理的《蔡氏五弄》、《五瓣梅》2 首,均为王迪打谱。作曲家江定仙为之作序,其中 13 首琴歌由中国唱片社录制唱片。1988 年,王迪编辑的琴歌专辑《中国古代歌曲长河》第二辑,由北京音像公司出版,15 首歌曲都由她撰写简介。2004 年8 至 11 月,她又亲自辅导演唱家和乐队,参与琴歌唱盘的编辑。2007 年由女儿邓莹、邓红编辑的《弦歌雅韵》则汇集了母亲终生辑录的百首琴歌。一首首琴歌见证了各个时期的历史故事和文人精神,串联的是中国文人或“凤翔霄汉”、或“渔樵问答”、或“修竹吟风”的情致与足迹。无须说,在琴歌领域首推第一的王迪,让这株被王世襄称为“显晦无常”的葩园,彻底改观。琴歌开拓了一条借助明朗的歌词让一般人了解琴乐的渠道,恢复了久已湮灭的“文人词乐”,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自然不可估量。虽然许多演唱家不知道风格雅致的琴歌由谁打谱定谱,但他们热爱这些作品,常年演唱。因为一个人的耕耘,重新恢复一片几乎消散于历史时空的天地,并踵事增华,多所增益,使之成为现代琴学既保持了自身品格又走进了普罗大众的圣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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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让录音变成“老八张”并让“老八张”变为经典

  1966 年“文革”前,中国唱片社与中国音乐研究所已决定联合灌制 11 张 33 转密纹唱片,社会共享“古琴普查”收录的资料,并决定由王迪负责转录、剪接和编辑。“十年浩劫”不期而至,此事作罢,但编辑成形的资料,存于中国音乐研究所。直到 1992 年 7 月,王迪作为代表再次到中国唱片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特约编辑身份,继续中断了十几年的工作。这个要求不断、斤斤计较、一点一滴的细节都不放过的编辑又回来了,这一次没有人怀疑她的经验,只有她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当年录音条件有限,录音带又放置多年,老琴人也有演奏不准之处,她以学者式的严谨苛刻和艺术家式的激情敏锐,全凭演奏经验和耳朵听,一个音符、一个小节将录音带剪接成完整准确的演奏乐曲,使后人得以聆听到老琴人绝响的遗音。她先后编辑出第一张、第二张,然后是第三张、第四张,直到第八张。每张唱片都是划时代的,都重新定义和改变了琴学命运,赋予琴学以新生和久违了的魅力,并起而改变了影响世界一边倒的流行世风。1994 年,由王迪主编、中国音乐研究所、中国唱片社联合出版的八张 CD 唱片《中国音乐大全——古琴卷》正式出版,其中汇集了五、六十年代录制的不同琴派(广陵、虞山、泛川、九嶷、新浙、诸城、梅庵、淮阳、岭南等九大琴派)的 22 位琴家演奏的 53 首琴曲。这就是被琴界口口相传、几乎成为固定名词的“老八张”。数十年间,“老八张”几乎成为“经典”的代名词。它是 20 世纪琴学录音制品的鼎足之作,标志着中国传统音乐资料社会化建设的新一轮搭建。它们不但是唯一可循的 20 世纪的珍贵琴学音响,第一次全国规模的琴乐精华的集大成之作,也是见证王迪几十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老八张”值得被一提再提,在琴界获得了无可匹敌的高度评价,就是因为其中反映了受众对制作者鉴赏有度、编选到位、认真投入和奉献精神的尊重,唱片通过曲目和题解文字开口说话,让公众回味其中体现的学术理念、技术水准和踏实态度。由此发生的社会反响幅度之大,让人端视到其社会影响力之高。

  1995 年,王迪参与编辑的《管平湖古琴曲集》由香港“龙音公司”制作出版,两张 CD 唱片共收琴曲 17 首。王迪撰写了《中国古琴大师管平湖先生的艺术生涯》,为“管派”艺术归纳总结。从古琴普查开始,王迪成为第一位给琴人录音的学者之一,投入让她懂得这批音响来之不易,数十年间与琴人的交往,也让她懂得这代琴人的价值,所以,没有人比她更合适担当编辑。这个举动的确是一种眼界,虽然决定者是集体,但执行者是王迪。她在大多数人还不留意的地方,开垦出了一片空间,播撒了一片金灿灿的光芒。琴人以自己的方式呈现生命,但生命之声并未传播大众,中间缺乏传达的媒介。在此,王迪站了出来,不但连接两端,而且把社会需求与琴人需求,把分裂为传统与现代的两个文化共同体连接起来,为精神悬空的琴人提供了安置和传达生命的媒介,为音乐爱好者提供了欣赏传统艺术的产品。在这个位置上,她无人替代。因此,她可以内心光明地拥抱“老八张制作者”的光荣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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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他们堆起了数百万文字

  1956年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杨荫浏和侯作吾整理的《古琴曲汇编》,首开五线谱与减字谱对照之先河。杨荫浏早在 1947 年在南京“清溪琴社”琴家聚会时,就开始使用五线谱、减字谱双重谱式,沟通古今的途径获得了学术界普遍认可。1962 年 8 月,由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北京古琴研究会合编的《古琴曲集》第一集出版,王迪、许健等人整理的 62 首琴曲,正式面世,其中王迪记谱 25 首。《古琴曲集》是近现代琴学的标志性成果,减字谱与五线谱对照的“现代化”,使仅仅记录指法和弦位的琴谱,有了明确音高和规范节奏。琴曲介绍部分有:版本出处、解题曲意、校勘指法、节拍速度、分段曲式、录音记谱、演奏者、记谱者等完备信息,准确简练,完成了杨荫浏“将民族音乐的古乐谱译为现代乐谱”的期望。《古琴曲集》已经成为爱好者、研究者的必备书。或许最开心的还是出版社,两部宝典,一版再版,让没有把琴谱当回事的书商们看到发行量如此巨大时沮丧地感叹:“我们动手晚了”。

  中国音乐研究所的工作中,王迪参与了所有古琴文献的整理工作,正式出版和油印的数目有:《存见古琴曲谱辑览》、《存见古琴指法谱字辑览》、《历代琴人传》、《传统造琴法》、《传统造弦法》、《琴论辍新》、 《清代琴谱著见琴人名录》 上下册)、《古指法考》、《古琴美学资料选》、《历代琴书、琴谱提要》、《琴曲新声》、《琴曲集成》、《古琴唱片资料选》等。这份数目长得让人惊叹,仅仅 17 年时间,这批人怎么能够干这么多事!这还不是全部,王迪另外参加了许多超出古琴领域的工作:《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资料》、《智化寺京音乐》、《1956 年古琴采访工作报告》、 《中国乐器介绍》、《 中国传统乐器选编》、 《大百科辞典》、《中国音乐词典》、《音乐百科辞典》等。她写下的文章有:《古琴音乐采访记》、《一个古琴考察者在 50 年代中国的旅行》、《从“幽兰”“广陵散”的谱式谈到减字谱的时代问题》、《琴曲< 广陵散 > 初探》、《漫谈 < 流水 >》、《< 魏氏乐谱> 中的 < 关山月 >》、《中国古琴大师管平湖先生的艺术生涯》等。对于普通读者,当然没必要花费太多时间去理解这些过于专业化的文字,但应该告诉大家,到了 20 世纪,不但一般人,就是专业琴家也对丰富的琴学知识模糊不清了,他们已经说不大清一首大名鼎鼎的琴曲的原始版本和其他变体之间的区别,名称源自何典,乐曲源自何时,技术如何解释等等,这就需要专家一一识别并加以阐述。琴学传统既离不开琴人维护,也离不开专家说理。上述工作的基本范式,就是探源溯流,条分缕析,把传统琴学纳入现代知识体系。

余语:不忍一生业绩被这样抹去

  人都爱分个高下,教授、研究院、博导、主编、首席学术带头人,学位、职称、官位,这些名誉、头衔和评价都是社会给予的,冠冕堂皇,熠熠生辉。但还有一种评价来自同行,王迪在琴学领域获得了比之显赫头衔更珍贵的口碑,这是她给同行带来信心和典范的反馈。试问:有多少获得了各种头衔的人能够拿得出《古琴曲集》《琴歌》等一大堆绝不是仅仅是编辑整理那么简单的厚重成果,连同一大批花费大量心血编辑的唱片以及时时被人传颂的录音制品。这类成果足以让许多人惭愧。历史毫无容情地把多数人视之如命、一时地的头衔和名声撇开,把另一种参照系拿到历史现场,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成就——永远屹立的坐标。

  20 世纪 90 年代前,还没有头衔、学位等评价标准,社会把像王迪一样研究者们的知名度被控制在很难冒头的地平线之下,只准保持一副不准出人头地的平凡形象。另一方面,上述琴家在其活跃时代,也都对虚名不屑一顾,这不但表现为对传统秩序建立者的认同,而且显示出传统文人的清高。然而,遭遇到现代评价体系的时候,他们困惑了,觉得自己的常识受到了挑战。面对新时代的评价体系,他们感到被时代抛弃了。王迪也一样,感到了恐慌,这恐慌源于对新式评价体系的不熟悉。处于两个时代之间的人觉得,自己活动的岁月不是时候,甚至抱怨站错了时间表。

  50 年代,作为“北京古琴研究会”中最年轻漂亮的新女性,她无疑像天使一样在那座四合院里飘来飘去,也像天使一样被老一代琴家呵护。“北京古琴研究会”时代,老一代琴家内心世界中的朝气蓬勃,恰恰要由这位年轻漂亮的女性来扮演。王迪扮演了这个角色,获得了宠爱。最重要的是,站立在身边的管平湖,与其说是老师还不如说是精神世界价值体系的坐标,一座强大的不可摇撼的坐标。天天看得见这样的意志坚定者,年轻人就绝不会怀疑自己所做的一切,坚定不移跟着老师一路前行。然而,“文革”以及接之而来的浮躁,作为价值坐标的管平湖不在了,整个社会价值体系都在重建,面对世风,她的精神世界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危机。面对“有的没理可说、有的无处说理、有的有理也白搭”的尴尬,一肚子委屈和苦水。这是王迪晚年痛苦的根源。

  人们注意到,她没有兴趣在人们面前弹琴了,面对整个社会相遇“非遗”的欢庆场面,她却没有 50 年代参与大量演出的兴致,社会渴望的目光也没有唤起她抚琴的精神。即使偶然抚琴,手下琴音也不再像 50 年代那样天真欢快。或许是年龄,或许是沧桑,或许是“冰弦自调”的隐忍,总让人感到,她有一股无以为告的情怀,一种涉足当代却迈不进当代的迟疑窘态。

  为人立传,仅仅记录故事而不能透析传主心理的失衡,将不会塑造一个完整立体、敢爱敢恨的人。我们不仅要把故事加入时间维度加以叙述,还应该把不可见的心理转换为可以描述的行为,以窥见王迪心底隐含的种种难言之隐。这并非是中国文字擅长故事叙述再加西方小说擅长心理表述的另辟蹊径,而是渴望触摸王迪一代人集体心绪的深度探视。

带火焦桐韵本悲 · 忆王迪先生(下)

我与王迪老师的最后一面,就是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讨论学术名誉和生活待遇的问题。如果不打断她,她可以一个上午不停地向你唠叨自己心中的委屈。面对一肚子委屈,我不得不把李文如先生刚刚编辑完成的百余万字的两大册《二十世纪中国音乐期刊篇目汇编》拿给她看,开导她说:一个人有没有职称并不重要,留下的作品则会永垂青史。看到厚厚的书稿,她呆在那里,神情木然,翻动书页的双手,突然蒙面,忍不住身体抽动。她好像知道,自己应该把要干的事情干完。我无法回答她关于各种职称的要求,但一位老同事的书稿在那一刻突然具备了无与伦比的优势,成为我无法作答却得以逃脱的理由。

  其实,作为历史的记录者,我喜欢听到这类牢骚,乐意听到这类的抱怨,牢骚和抱怨让我们相信上一个人的真实。她们常常无私,但也会自私;她们常常崇高,但也会斤斤计较。历史不应该老是把那个时代的人描绘成“无私奉献“”任劳任怨“”纯洁无瑕“。他们是活生生的人,像我们一样虚荣、爱面子,喜欢被人称为教授、研究员。她们有家庭,有希望把超量的劳动付出获得现世报的合理要求。

  我们太轻视“集体成果”名目下的负面摧残作用以及其中体现的“集体不负责”,这些被“英雄集体”鼓舞下默默无闻的工作的人,不屈服于困境,从未放弃国家和个人的理想,别无选择地把自己的劳动全部化为“集体名誉”。“集体成果”确实无法获得成果外围、看得见的“增值”价值量,却传达出了另一参照精神。延长琴学生命“物理量”的成果,没有让他们个人获得肯定,却只为了一个集体荣誉。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单位和组织,不计较个人名声,也没有现代知识产权的概念,在单位和个人并非划然相别的时代,司空见惯。这不是单宗个案,而是集体写照。对于那些“集体署名”从而无法分辨个人成就、个体价值的成品,后人应该怎样说?这类事件引导我们理解那个时代政治与个体生命的构成关系,并在那类针对个人的调查和责问中显示的仍无法容忍个性的时代底色。

  王迪参与编辑《古琴曲集》《琴歌》以及上述提到的大量文献整理工作以及大量音响制品的编辑工作,融汇了她全部的生命乃至牺牲了家庭和个人的幸福,甚至没有名分在大众面前获得知识分子最看重的尊严。终有一天——现在就等到了这一天——人们才能清楚没有署名的作品中的个体成分并部分理解那些被剥夺的名誉带给个体的痛苦。很多人都有这种隐痛却不愿意说出来,王迪只不过像一个代表一样吐了出来。我们有资格怪她吗?恰恰相反,反倒是因为她道出了苦水从而让我们获得了了解上一代人的方式,而为提供了这种个体化视角探试历史的途径而感谢她。所以,作为知道一点内情的人,应该尽可能的把细节记录下来,好让后人认祖归宗,承接血脉,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的初衷,也提醒人们不要想当然地把一切成果都简单的归于“集体”而忘记了个人。

  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2007年,两位女儿邓莹和邓红,将母亲的遗稿《弦歌雅韵》整理成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内附母亲一生辑录的两盘琴歌。抚稿而思,或许王迪整理的琴乐不能参加那些以个人名义申报的诸类奖项,奖项评选委员会完全有权认定著述不属于个人,受惠人也可以无视原创者的名字,听众也可以不感恩制作者的辛劳,然而,人们喜欢听,喜欢唱,代代不息,那些缭绕与老百姓身边的音响就像生活中的炉边柴、缸中米,杯中茶一样,在岁月静好的日日夜夜,相伴在普通人身边。唯一难以表达的是后代,女儿们无力禁止琴界公众不使用母亲的名字。所以,作为历史记录着,我们应该把学者、琴家王迪的名字,贴在这份温暖记忆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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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与柔 · 论古琴的右手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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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与柔 · 论古琴的右手取音

  众所周知,近几十年来古琴演奏的最大变化,就是钢弦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丝弦。钢弦和丝弦的差别正如成公亮老师在《漫话五十年来的琴弦》一文中所说:“无论散音、按音、泛音,传统丝弦出音开始之‘音头’有一种冲击的瞬间,‘音头’出现之后很快地变为稍弱的音量;而钢弦的‘音头’相对比较‘钝’,延续的时值相对 较长,因之,钢弦音量虽大,却没有传统丝弦那种饱满的音质和力度,缺乏传统丝弦弹奏的那种‘颗粒感’,那种‘骨力’,琴音呈现一种‘疲沓’的状态。”然而在我看来,虽然钢弦缺少丝弦一般的“骨力”,但是钢弦也在音质变化细腻方面拥有自己的优势(举例而言,对于丝弦琴而言,右手在一徽左右触弦和在四五徽左右 触弦虽然有差别,但是差别并不是很大;而在钢弦上采用同样的弹法的话,可能音色的差别就会相当突出,由此,演奏者的音色选择范围也会来得宽广得多);毋宁说,两种弦的不同,造成了近几十年来古琴演奏和审美的革命性的变化。

  如果将管平湖先生作为丝弦时代的代表的话,我们会发现,右手指力的硬朗刚健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审美标准,而看管先生弹琴的组照,我们也可以很容易从其用指的形态中推知其发力的状态:管先生的右手悬得比较高,下指始终保持中锋,并较为靠近岳山的位置,由此出来的音就呈饱满的颗粒状。这一运指方法和丝弦本身的特质 是吻合的。但是,倘若完全以管先生的指法来弹钢弦,却很可能会让人觉得刚硬过度,缺乏足够的欣赏所需的美感。另一方面,当代一些琴家在对钢弦的逐渐熟悉中也开创出了各种新的变化——右手的轻重刚柔,左手的快慢粗细等——这些音色变化的幅度之大,恐怕是丝弦上也很难表现出来的。比如说成公亮老师的《沉思的旋 律》,既有钢弦的录音,也有丝弦的录音,但是相比之下,个人感觉前者似乎更好一些,各种细腻的地方表现得更为充分。这种细腻的表现,是既发挥了钢弦的优点,又符合成老师的个人风格的。

  如果我们现在要用钢弦弹琴,那么尤其要在音色的把握上多下功夫,而刚柔变化就是音色变化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首先的问题是,如果说弹钢弦琴时右手的最佳触弦点大致是一徽和岳山之间靠近一徽三分之一处的话,那么当身体正对五徽而全身处于放松状态下的时候,右手手指靠在琴弦上会自然而然呈现出略带倾斜的状态,而无法保持传统琴论所要求的“中锋用指”——这与在弹丝弦琴时手指须靠近岳山,从而就自然形成中锋用指的状态有 所不同。由此,在用钢弦弹琴时,为了避免音色的过分刚硬,也难免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刚健的趣味,再加上琴弦本身的特性,所以很多以刚健质朴见长的传统曲目如《高山》等,也就在如今少有人弹;而与此相对,接受侧锋用指的广陵派,便因为其本身刚柔相济变化丰富的审美追求能够在钢弦上得以充分实现而大行其道了。

  其次,所谓的刚柔变化,与触弦位置不同而造成的弦的不同振动方式有很大关系。音色最为柔润的触弦点是在有效弦长的中点。但是在这个地方触弦,同时也是有效弦长中最不受力的所在。再加上侧锋触弦又增加了指尖与琴弦的接触面积,所以出来的音很容易带有杂音而显得不够干净。所以要练好这样的音,就必须做到在放松的 情况下使用速度很快的爆发力,同时触弦的力度也要恰当控制。当然,在有效弦长的一半处触弦只是一种极端的情况,在现实的演奏中很少会要求这样触弦,出来的音也很可能与全曲不够协调;但是如果能够在恰当的地方略加使用,或是在刚柔变化的范围内有意识地根据触弦点的不同而调节触弦的手法,则能够使得全曲的音色变化细腻丰富。

  因为要经常使用侧锋触弦,所以指甲的修剪也要略加讲究,使指甲前端的弧形朝经常与弦相触的一侧稍偏,同时应保证指甲不要太长,使得“抹”“勾”之类的指法能够做到甲肉参半地触弦。当然,最终的原则还是要出来好听的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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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从外国到中国来记录琴学的人

瑞典汉学家和琴家林西莉,于 20 世纪 60 年代来到中国北京跟随王迪学琴,现在被译为中文的著作有《古琴》、《汉字王国》两书。她是第一位到新中国学琴的外国留学生,这位记录下当时中国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远远超出学琴领域的有心人,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活生生的王迪。通过这本书,我们了解到很少记录自己生活的琴家在那个时代生活的许多细节。不懂瑞典语的王迪和不懂中文的林西莉之间艰难交流的开始,让人看到了这段非同寻常的师生情谊建立起来的有趣过程,也见证了一位中国女性和一个瑞典女性以琴会友的点点滴滴。

写作《古琴》一书的动力,很大程度源于她的广泛兴趣和与老师交流所感产生的种种感动。2004 年 3 月,王迪在中央电视台“读书节目”推介林西莉著《汉字王国》一书。这朵由王迪栽培的花,却让女儿品到了袭身香气。热爱中国文化的林西莉看好“琴箫和鸣”的表演形式,从 2007 年到 2010 年间,四度邀请在中央民族乐团工作的王迪女儿邓红与同事陈莎莎,在瑞典举办了40 多场音乐会。这个数字对于古琴来讲,令人瞩目。

(六)也许是宿命

绝不要只把一个女性研究员视为天天抚琴的人,王迪是母亲,必须为孩子奔波,为家庭操心。两个女儿和年迈的婆婆时时扯开女性事业投入和聪慧却软弱心智的另一端。那个时代的人,不得不为基本生存而花费许多心思。王迪曾在北京古琴会的院子内种了一棵南瓜,竟然结出了一尺多长的硕大果实。1960年的“饥荒”时代,这位抱着一大颗瓜走在回家路上的人,几乎成为整条街道饥肠辘辘者的目光焦点,人们羡慕不已地打听从哪里弄来的。支撑节衣缩食家庭的女性,务穑种蔬、穿针引线的劳动绝非没有“琴学意义”,就是这些日常琐事,让她听懂了历代琴弦上的哀怨。

“文革”期间,整个中国音乐研究所都下放到“团泊洼干校”了。她们的劳动,大都是男人干的活,驾辕、耪地、盖房、劈材、和泥、脱坯等等。例如“打土坯”,就是把土合上水,打成砖一样形状的原始劳动。盖房子时,下面的人要从下向站在高处脚手架上的人抛过去,抛的目标必须是上面人的头部,自然落体才能让人接得住,如果目标是人手,就会砸到脚下,这是她自己总结的。王迪认为自己善抛土坯,出手不凡,回家后还经常向女儿显摆这类显然再也用不上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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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代人,一辈子辛辛苦苦也没有留下什么财产,甚至为了支付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老房购房款竟然不得不卖掉一张心爱的古琴,这是她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获得单位补助和政府认定的购房机会。几万块钱的购房款,对于多年低收入,没有积蓄的王迪来说,显然是遇到了大坎儿,她明显支付不起购房款。
这件事,强烈刺激了她本来就脆弱的神经,感到几十年的付出未能得到回报的伤痛。一个旨在改变知识分子生存境遇的政策,却给这个群体增添了新的创口,让我们不忍窥见当事人的岁月尘心。

(七)走出国门

比起老师来说,王迪还是幸运的,终于在生命的最后时段赶上了好时候。改革开放以来,琴学活动一轮轮上场。1991年9月5日——1992年7月(10个月),王迪应赵元任女儿、美国哈佛大学音乐系赵如兰教授邀请,先后到哈佛大学、波士顿大学、维斯林大学讲学,介绍古琴和琴歌。期间参加“剑桥新语”学术讨论会,东方学会音乐组会,《九州学刊》第六届年会等。

带火焦桐韵本悲 · 忆王迪先生(中)

1992年,王迪赴日本茨城祗园寺,参加明末琴僧东皋的学术研讨会,考察东皋禅师在日本传播古琴的资料,研究对日本琴乐发展中所做的贡献。2001年3月,应台北市立国乐团之邀。王迪赴台举办“琴歌琴韵音乐会”,担任介绍和讲解。参演的歌唱家有罗天婵,姜嘉锵,谢琳,邓红。2003年3月3日,王迪再赴台湾,到屏东讲学演奏。迈出国门的王迪具有了国际视野,当我们惊诧访美、访日、访苏的梅兰芳之所以不同于同时代大多数戏曲演员的见识的原委,也就明白了走南闯北的王迪在游学途中获得的特殊意义。那时国门初启,一家人还担心要去的“敌对国家”的安全问题,好几个城市,好几所大学,十个月的吃、住、行……难以置信。现在,出境游已经由曾经的奢侈品发展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而她有幸成为文化交流历程的首批见证者和亲历者。只有在游学、讲学的题目中,我们才能意识到她的这些经历在塑造新琴学方面具有的反思意义,由此引起的惊诧反而是一直享受着世界视野的当代琴家没有意识至少没有充分意识其价值的。

(八)“非遗”时代

2003年11月7日,“古琴艺术”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第二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王迪参加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组织的一系列活动:“庆祝古琴入选联合国人类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音乐会”。12月12日、13日晚,北京“华宝斋书院”两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古琴音乐会”,用自己的名琴“钧天合奏”演奏了《流水》。12月19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古琴音乐会”,同台演出的有吴钊、姚公白、李祥霆、郑珉中、龚一、陈长林、林友仁、丁承运等琴人。2004年7月,王迪参加文化部外联局组织在全国政协礼堂“华宝斋’举办的古琴名家演奏会,参演者都是70岁以上的琴人。这是她最后一次的演出。11月中,王迪肺部感染,整夜咳喘,她坚持不住院,靠医院租来的大氧气瓶支撑呼吸,完成了最后一篇文稿《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纪念川派古琴大师顾梅羹先生》。她对女儿说:这是答应顾梅羹亲属的事,一定要写完,因为顾老先生我十分敬重。文稿还未及修改,他被家人强迫送进了医院,在病榻上完成了遗作,让大女儿送到了顾家。2005年4月26日,终因肺部感染严重,抢救无效,带着诸多遗憾的王迪,走完自己的一生。一位执着、忙碌的琴人身影消失了。
文化部门一直渴望重修华夏旧器,但如果不去寻求历史资源,只借鉴当代资源,便会无从做起,这时候,人们才从琴人的传统中获得了思想援助,获得了矫正的坐标。许多“文革”中被批判的东西,今天部分恢复了,并在现实中获得了继承乃至发扬,这份能源来自1949至1966年“黄金岁月”间的积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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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谱与打谱 · 情感与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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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琴艺术作为一种文人音乐,集中凝聚、浓缩了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情趣。古琴谱式因人、因情、因时而异之相对性,正与中国文人所追求的超然物外、清远空灵之意境深相契合。

  中国琴学历史悠久,谱系深广,文献丰富,几千年延绵不绝。在其近3000年的历史发展中,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曲谱遗存,是保存古代音乐资料的宝库。历代传下来的古琴谱集约有160多种,所遗存的琴曲700多首,而这些琴曲又因流派、传承与个人风格的不同,产生了3000多首不同版本的传谱。这些古老的琴曲,通过其独特的记谱方式得以留传至今。

  如果用今天的标准和眼光看,古琴谱式在节奏、时值功能的提示方法上有较大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然而,任何一种谱式的产生和形成,并不仅仅是音高、节拍、节奏、速度、力度等符号的简单选择与诠释。在记谱体系背后,实质上蕴藏着特定的音乐观念、艺术思维和文化构成模式。日本音乐学家山口修在《从人类学研究乐谱的意义》中认为,音乐是人类行为的产物,象征着一定的文化。音乐文化的价值体系和概念体系,可以置换成听觉、视觉或触觉的象征。他主张把乐谱法或记谱法放在一定的文化整体中,考察其地位及其与其他文化现象的关系,乐谱法或记谱法,是音乐文化中的一种视觉表象,如果从人类学或民族语言学来看,记谱法应是各种各样文化构造的反映。

  古琴记谱法基于中国古代文化背景的产生、变化与传承,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审美观念、历史文化等密不可分,它是中国古代文人心理特征、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的综合反映。

  记谱、打谱与传承

  中国传统的“模糊记谱”与西方的“精确记谱”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表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很难以“先进”、“落后”简单加以判定。西方的记谱体系,以精确的符号忠实地记录音乐,并以此作为一种技术追求,形成重视作曲家书写定格及其客体阐释传统的行为特征。而古琴艺术作为一种文人音乐,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代表了中国古代文人寄情抒怀的生活追求和理想境界,它集中凝聚、浓缩了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情趣。因此,古琴谱虽不像西方五线谱那种空间座标图表看上去一目了然,没有形成像五线谱那样在音高、节奏、句逗、强弱、装饰等方面所具有的精确性,以及独立的表情、速度、力度等规范的体系,但给予演奏者的创作自由度和不确定性比五线谱记谱法要大得多。中国文人所追求的超然物外、清远空灵之意境,从古琴身上找到了最为理想的寄托,而古琴谱式因人、因情、因时而异之相对性,正与其所追求的意趣、韵味深相契合。鼓琴者只有“心超物外”,才能“知其意则知其趣,知其趣则知其乐”(清·苏璟)。明人萧鸾曾说,“今之按谱而为琴者,率泥其迹而莫诣其神,攻其声而莫极其趣,而琴之道殆荒矣”。

  在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过程中,无论是有谱,还是无谱,“口传心授”始终是传承的主要方式,并成为中国传统音乐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古琴艺术作为一种文人音乐,虽有丰富的谱字系统,但乐谱的意义主要在于为传承留下可凭借记忆的依据。乐曲中丰富多变的演奏手法及细微之处,则须通过口耳相授、耳濡目染得以传承,在直接的、面对面的弹奏与传习中,被传承者得以体悟与领会琴乐之内在含义和神韵。因此,琴谱在古琴音乐的传承中并非作为“标准谱”,古琴音乐不可能离开口传心授而独立传承,乐谱仅是保存音乐的一个备忘和参照。

  由于古代琴谱不标示节奏,乐谱主要记录了演奏的指法、音位,其音声谱字并非对应,故而,一旦某些琴曲“口传心授”的传承断裂,即须通过打谱来恢复其生命。五线谱、简谱与音乐基本上是一一对应的,只须对谱视奏,便能把谱中面貌展现出来。而古琴对于乐谱的诠释,最终变为音乐演奏者通过认真细致的“打谱”来实现其向具有实际意义的音响世界的转化,因而使同一首乐谱在不同演奏家的“打谱”演奏下,产生出不同的音乐风格。

  节奏、旋律与韵味

  音乐的感人之处并非仅在其形式构成,而更在于它表现了人类心灵中最深最秘的情感与律动。形式的最终作用,亦不仅在于使人精神飞越,而更在于引人探入生命节奏的核心。由于古琴音乐追求浑然天成、幽深含蓄的艺术境界,加之中国古人抚爱万物,与万物共其节奏的生命意识,因此,古琴音乐的节奏与旋律,往往涵泳于生命的律动之中。这种节奏特性,使其在形式上呈现出一种自由跌宕、参差错落的散文化结构。

  其实,古琴音乐的散文美是其追求意境的另一种表现。传统琴曲似乎特别擅长咏叹琴人心灵深处的情感或表现行云流水式的天籁。这种行云流水之作及天籁之声,显然很不适宜用工整的乐句来表现。虽在未被明确规定的节奏、节拍中也有一定的规律,其轻重缓急的变化也暗含于指法之中,但相对其他音乐,古琴的节奏比较自由,拍子的变化也不规律。这一小节是两拍,下一小节可能是四拍、六拍,甚至更多。且古琴音乐往往以句为单位,其乐句的长短主要取决于乐思尽意和乐句的完整。如琴曲《大胡笳》、《碣石调·幽兰》等,其乐句的长短变化多端,参差错落,伸缩性很大。又如《长门怨》一曲,采用了许多长短句的交替使用。如乐曲的第四、五段间,在一个多达近三十拍、四十余个音的长句之后,紧接上仅几拍、几个音的短句,犹如一阵悲愤交加、捶胸顿首的哭泣之后,接以几声长短不一的哀叹之声。因此,倘若强求古琴乐拍方整化,无疑会妨碍其乐思及乐句的完整,从而失去其韵味,亦难以表现其音乐内在情感的变化。

  古琴音乐在节奏上的另一特性,是大量散板的运用,增加了乐曲跌宕悠扬之美。如《忆故人》开篇即用整段散板。用以表现万籁俱寂、孤月明秋的音乐意境,并为表现全曲感怀、伤悼的内在情绪奠定了基础。有些琴曲往往在高潮过后,利用明显的节奏对比或调性变化,把乐曲引入新境界。如南宋末年毛敏仲所作《渔歌》是一首阐述遁世隐居、与世无争的琴人心声的琴曲,在曲终前的末两段采用了一般琴曲颇为少见的临时转调,使得乐曲具有一波三折、欲罢不能的情趣。

  由此可见,古琴音乐这种受控于人的心理律动的节拍与西方音乐中时值性较强的节奏,截然不同。西方音乐在数的原则下体现为时间关系的均分律动和强弱周期的节奏节拍观念,以及与之相应的定量记谱,在复调中对称的轴,犹如西洋绘画中的散点透视。而中国音乐是以音乐的意或情为律动依据,不仅在演奏上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并且在进行上也具有极大的自由性,就像中国画中由散点透视造成相对自由的空间,其视点重心在于自然形式本身的变化和心灵的律动,画面的视点依山而上,顺水而下,画中山水相依,渔舟轻荡,随着目光的上下往复流转,山石、树木、湖水、渔舟、雾气相继摄入又依次退出,从而形成一种和缓悠长、余音缭绕的韵律,构成、制约着整个画面的韵味,在蓝天白云青岚笼罩的萦绕中所显示的是整体的节奏与和谐。自称“栖丘饮谷”的南北朝画家宗炳曾将画挂在屋里,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

  当然,古琴记谱法并非完美无缺。事实上,面对音乐中千变万化的自然情性,任何记谱法均会显现出某一方面的局促与无可奈何。20世纪后半叶,当我们反思传统记谱之局限性,并试图对此进行改造时,西方也开始突破定量记谱的局限,出现了行为提示记谱法、框架记谱法、近似值记谱法、音乐图形记谱法等一些以定性为主的记谱形式。而古琴的文字谱和减字谱,是人类流传、保存古代音乐文化的工具。由于减字谱的出现,才使中国的古琴音乐成为人类音乐文化遗产中最丰富、最古老、最珍贵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古琴音乐的记谱与打谱方式,正是体现人类音乐的动态构成和生生不息生命本质的一种传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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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火焦桐韵本悲 · 忆王迪先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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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初,北京城里飘动最多的声音还是古老的弦索。那时,街道上刚刚开始飘过“学堂乐歌”和“时代曲”,但人们最常听到的还是戏园子里的京韵和戏腔。当然,那时也没有地铁,走街串巷的是除了现今“胡同游”的旅游地界其他地方已经难觅踪影的黄包车。王迪就出生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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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上飘来一声凤鸣

1923 年 10 月 26 日,王迪出生于北京。这位熟悉北京城里各种音响的女孩,却只对一种声音着迷。1936 年,13 岁的王迪,偶然从收音机里听到管平湖的古琴,潜藏于根性中的听辨定位,就被这种随着清王朝覆灭而不再时尚的声音吸引住了。人的天性总要在一个早晨醒来,这个女孩之于古琴,可以用得上“价值直觉”这个现代概念,即在几乎还没有懂得其中价值的时候就先天地认准了这个方向,而这种选择恰恰是历史希望这个人承担七个人使命的方向。浅白地说,这就叫“命中注定”。其实,选择的背后,隐藏了生存环境和天性判断,乃至到了她的生命因此而喷吐出灿烂光芒时,人们才能从逆向考察中分辨学童时代的选择中潜埋的“价值直觉”,即认同她的时代提供的那些飘散在大街小巷中的声影。简而言之,王迪认同了自己时代的声音,她天生就是为古琴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家弟循声而探,打听到了拨弄琴弦者的住处,于是,就在门口等了几天,终于见到“戏匣子背后”的人。未曾想,刚刚毛遂自荐,管平湖就接受了这位虽然还懵懵懂懂却已意识坚定的学生。

隔着漫长时光,对于当代人来讲,于更迭时局中茕茕独行的琴学大师,一定带着神行光彩。但对王家人来讲,面前的就是一位穷困潦倒的遗老。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管平湖先生,家徒四壁,甚至到了连冬天生火都困难的地步。王家人深得身陷贫寒的琴人之心,力所能及地照顾管老。每次管老来家上课,不但要让老师吃午饭,还要尽可能多给老师带些晚饭。寒冬腊月,帮助管老置办鞋帽、棉袍。对待自己的老师,王迪始终非常尊重和崇拜,师生感情至深。

无论如何,师生二人走到了一起,相聚让两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变化。管平湖采用传统的教学法,师生面对面,心手眼,样样清。老师按“句”教,学生按“句”学。指法手势,力度节奏,旋律韵律,一遍遍讲,一遍遍仿。到了学生与老师一模一样的程度,再学下一句。蜗牛式的方式,“进度”极慢,比起看着现代乐谱弹几遍就差不多的“视奏”,相当“原始”。然而,已被称为“情景记忆”的“科学成分”却越来越得到学界认可,所谓“活态传承”,就是言传身教,耳提面命,因而深入骨髓,终身受益。

面对琴学衰落,管平湖独自抗争,只不过那份抵抗既没有英雄主义的呐喊也没有悲壮的关注,他默默无闻,独自担当,一个个教学生,一个个会琴友,薄如蝉翼的琴学悬丝,就这样不绝如缕。北京城里还真有这样一批人。1947 年,“北平琴学社”成立,管平湖、张伯驹、溥雪斋、杨葆元等琴家,定期在张伯驹寓所雅集,一年后,不定期的雅集转至汪孟舒、傅雪斋、王世襄家。
当年雅集中走动的人物,让后人炫目。

1940年后正式成为管平湖嫡传弟子的王迪,一直跟着师傅参加雅集。影响王迪成长的因素很多,但可以肯定,早年交往的这批京城名流,无疑是她儒雅气质的来源底色。前面是管平湖,后面是张伯驹,左边是汪孟舒,右面是王世襄,“座上高朋满”,“往来无白丁”,他们的言谈举止,都会让夹在中间的王迪,身浸雅风。

1947年,王迪考入中法大学化学系,立志做个居里夫人,但肺部天生对化学试剂敏感,不久便病倒了。看得出,老天爷已经“定了调”,偏偏不给她成为居里夫人的体质。治疗修养期间,她继续迷恋古琴并补习文史,阅读名著,奠定了文学功底和历史知识,成为日后流畅文笔的基础。她转舵有力,于1948年考入“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后合并入中央音乐学院),师从作曲家江定仙。5年的专业训练,使王迪具备了现代音乐学素养,为整理琴乐储备了技术知识。1950 年始,王迪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部实习,1953 年正式留任。

二、两种身份两套话语合二为一的人

1949 年之后,大大改善了生存处境的管平湖,有条件完成时代赋予他的历史使命了。对于渴望整理琴学宝典的传统琴人,无意间得到了受过新式教育的爱徒,可以把自己想做但自己做不来的事做完了。管平湖不识现代乐谱,作曲系毕业的王迪,有能力把老师弹出的旋律一句句记下来。管平湖做的是把“减字谱”变为活态的音乐,这称为“打谱”,王迪做的是把老师“打”出来、听得见的“谱”变为看得见的“谱”,这称为“定谱”。现代版琴谱上都在曲名一边写有“打谱”“定谱”两词,意思就是传谱人“打谱”,记录者“写定”。前者负责把“减字”从琴谱上“打谱”成曲,后者负责将音响记录成现代乐谱,使之合于现代节奏比例和现代规范。所以,《古琴曲集》的各首乐曲前面,都这样署名:“管平湖打谱、王迪定谱”,表达的就是这两个步骤。打谱技术,要靠管平湖这样的琴人完成,记谱技术,要靠王迪这样的现代音乐学家完成。王迪起到的作用,就是具备传统琴学知识与现代音乐学知识“双重乐感”的人肩负的“桥梁”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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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平湖先生向王迪传授古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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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平湖先生向王迪演示指法)

古老的减字谱,必需借用当代语言和普通乐谱传达,以使大部分已经不懂得传统话语系统的人明白其中含义,并获得现代操作系统的知识衍生。管平湖是旧时琴人,不晓现代乐理,王迪是现代学子,不但入得琴学门径,而且出得传统视域。一个懂古代,一个懂现代;一个懂国学,一个懂西学;结合一起,相得益彰,完成了现代琴学领域古今对接、中西对接的时代使命。
这项使命,遇到了珠联璧合的师生,自然是一桩奇迹。如果管平湖没有王迪,纷繁的“打谱”怎能变成“定谱”,井然有序地排列到五线谱上,让一般人读得懂,那些口耳相传的名曲,也就无从谈起。

从 1953 年始,王迪在中国音乐研究所的工作重点就是跟管平湖整理古谱。一方面习弹,一方面记谱,风朝雪夜,暑去寒来,师生二人积累起来的财富,直到出版时才让后人惊骇。老师口传心授,学生忠实记录。如果没有既是师徒、又是同事、既是协助、又是合作、亦师亦友、持续数十年的缘分,哪个人能把管平湖手下那些千分之一秒间便转瞬即逝的短小音符记录在案?能够把古琴特有的在音高上难于归类的游移音符记录在案?能够把琴弦上微弱的只有俯身琴畔才能听辨得到天籁之响记录在案?这不但需要全力以赴、侧耳倾听,才能办到,而且必须具备特殊技术、心灵超级敏感的人才能办到!更何况还有后期的谱字核对、指法鉴定、技巧解读、宫调释义、曲义题解等等繁杂事物。王迪没有像个被派遣的秘书、被摆布的道具,按时完成规定动作,而是全身投入,其乐融融,并从中获得了无限快乐和超值享受,不然,今天就不会有一摞看得见管平湖“传谱”。 这是管平湖最喜欢干的事,也是王迪最喜欢干的事,更是时代最喜欢师徒二人一起干的事!真是造化。管平湖有福分,遇到了高素质的助手,让自己积累了一辈子的财富,一点都没损失,王迪也因勤奋捡拾,积累了一辈子的财富。这段师生缘,成就了老师,也成就了学生,更成就了琴派!双双获得超越自身的意义。扎扎实实的工作,让“管派”或“九嶷派”之号,不再是个虚名。

这条件是新中国送上门的。对比一下 1949 年前穷困潦倒的管平湖,作为中国音乐研究所的元老之一,获得了最高工资待遇,不愁吃不愁穿,每日里就是忙活着自己最快乐的事,那种劲头,用当下流行的说法,“想不出成果都难!”于是一阙阙琴曲,飘然而出;一件件打谱,灿然呈现;师傅挥弦,徒弟挥笔;音响飞天,谱页落地;一股豪气,直通唐宋。穿着棉布长衫低头抚琴的管平湖,听到了时代喝彩,从那一刻始,他让整个世界倾听自己巨掌下的弦声了,而学生则让整个世界看到了老师弹出的乐谱。

如果没有管平湖这样的老师,王迪会不会有这般成就?如果没有王迪这样的学生,管平湖会不会有这般影响?当然可能。但如果中国音乐研究所不存在,两个人都不可能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彰显人格伟大的机构把管平湖和王迪共同推向了“九嶷派”的巅峰。如果没有这样的名师和没有这样的机构,没有两个人共同参与的奋发向上集体的一系列实践活动,个人才智都不会深掘和发挥到这步田地,尤其是在事业视野高度和学术阐述深度以及建功立业的社会实践方面。王迪太幸运了,遇到了这样的老师,无须说,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力,明显要比他本人弹出的曲子更深远。自然,还有那个令王迪“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池塘”。

(三)两个机构一台戏

1954 年 3 月 27 日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正式成立,管平湖、王迪、许健成立“古琴研究小组”。1954 年 10 月 10 日, “北京古琴研究会”成立,隶属中国音乐研究所。杨荫浏主持召开了首次会议,选溥雪斋为会长,查阜西为副会长,汪孟舒、张伯驹、管平湖等为理事,作为最年轻的会员,王迪参与其中。虽然琴人还无法理解新时代的行政模式对于一个古老乐种运作的方便之处,杨荫浏和李元庆已经通过制度化的安排使得琴学进入当代艺术体制,这一点是边缘化的琴学最需要的。
文化部拨款于西城购置了一所四合院(兴华胡同即现在兴华寺街 18 号),专供琴会之用。这座现今已经价值数千万的四合院,竟然就归属到从来没有自己“地脚儿”的琴会名下了!院内有正房、后房十余间。在这里跟随王迪学习古琴一年多的瑞典留学生林西莉(CeciliaLindqvist),在《古琴》一书中回忆道:一排排简朴的白石灰房子围成一个院子,宽大的南瓜藤爬满墙壁和屋顶,屋里摆有书柜、黑色高背木椅、雕花架,雕花架上摆放的是栽有细长兰草的瓷花盆,四周的窗棂上雕有漂亮的窗花,墙上挂着好几把黑色或者红色的古琴……

处处古色古香,时时琴声箫声。尽管事务繁杂,络绎不绝,但环境静谧,井然有序。对于王迪来说,中国音乐研究所和北京古琴研究会不仅是琴学摇篮,更是思想摇篮。“北京古琴研究会”是个不一样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把古琴带进现代的艺术实践,机关、团体、学校、政府、招待贵宾等场合的演出,中央及各地方广播电台的录制节目,使得团体获得了新定位和价值体现的地方。对于渴望把“老古董”变为老百姓喜欢的艺术的琴人们来说,这些活动真是一个既实际又有意义的事。琴会齐奏的《和平颂》(即《普安咒》)参加了 1956 年“第一届全国音乐周”开幕式,并以合奏《平沙落雁》参加“北京代表团”第三次演出节目。“音乐周”结束时,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接见了包括管平湖、王迪在内的人员。招待会上,周总理和管平湖交谈,管平湖把王迪介绍给总理:“这是我徒弟王迪,音乐学院毕业的”。总理盛赞有加,高兴地说:“古琴后继有人喽。”总理还请王迪跳舞:“你是搞古代音乐的,那就跳一只慢节奏的舞曲吧。”这是让王迪荣耀一辈子的事,她记忆了一生。
1958 年,北京古琴研究会竟然演出了几十场,节目既有古琴与民乐(箫、二胡、琵琶、三弦、筝)合奏,也有古琴独奏、重奏、齐奏。操缦之声,从此连绵不断,琴乐也从小圈子走向了新社会的主人——普通民众。后人很难从纯粹学术的角度判定这些行为孰优孰劣(全要看现场功能的影响程度),但绵延数年、主流性、实验性、绝非商业性的演出,确实给脱离大众的琴人带来了信心,感知到获得社会需要时自身存在价值的充实感。实在说来,当时新创作的琴曲没怎么留下来,各种各样的“乐器改革”尝试对于琴乐来说是成功还是失败,是什么意义上的成功与失败(传统精神层面的还是普及层面的),都要细细评说,但当时琴会中的人,做的认认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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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迪向瑞典籍学生林西莉传授古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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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年,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成立典礼上,王迪演奏)

(四)第一拨实践“城市音乐学”的人

1956 年,查阜西、许健、王迪组成“古琴普查小组”, 历时三个多月、采访 86 位琴家、到达 20 多个城市和地方(依次为济南、南京、扬州、苏州、上海、杭州、绍兴、长沙、合肥、武汉、重庆、贵阳、成都、灌县、西安等)的普查,获得了发起人始料未及的收获。他们组织各地琴家在当地电台录音,资料汇总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中国音乐研究所。最后,共采录 262 首琴曲,时长近两千分钟。王迪第一次到这么多城市,一路上结识了一大批琴家,并与其终生保持联系。普查了解到了哪个城市有多少琴人,哪位琴人会弹什么琴曲,哪位琴人藏有什么琴器,哪家图书馆有什么琴谱。这些向未心中有数的统计,王迪都是首席记录者。

也许,王迪走出南下列车之时,会因疲惫而揉过双眼,但她的眼睛被朝气蓬勃的国土上的新生事物点亮。也许,她会在名称隽永的名琴前流连忘返,但心中已经有了未来乐器博物馆收藏名琴的方向。也许,她在录音机前为琴家调整话筒位置时而手浸汗珠,却已经知道这批录音必将成为中国琴学的绝响,日后经她之手终成出版物的音响,不但成为世纪绝响而且成为整个中国历史“士文化”的绝响。

“古琴普查小组”沿着一条与古代的乡野采风足迹不同的道路,走进了城市,无意间实践了“城市音乐学”的方向,可谓中国学者“城市音乐学”的第一次实践。它的确为现代琴学竖起了一盏明灯。 (五)从外国到中国来记录琴学的人 瑞典汉学家和琴家林西莉,于 20 世纪 60 年代来到中国北京跟随王迪学琴,现在被译为中文的著作有《古琴》、《汉字王国》两书。她是第一位到新中国学琴的外国留学生,这位记录下当时中国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远远超出学琴领域的有心人,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活生生的王迪。通过这本书,我们了解到很少记录自己生活的琴家在那个时代生活的许多细节。不懂瑞典语的王迪和不懂中文的林西莉之间艰难交流的开始,让人看到了这段非同寻常的师生情谊建立起来的有趣过程,也见证了一位中国女性和一个瑞典女性以琴会友的点点滴滴。

写作《古琴》一书的动力,很大程度源于她的广泛兴趣和与老师交流所感产生的种种感动。2004 年 3 月,王迪在中央电视台“读书节目”推介林西莉著《汉字王国》一书。这朵由王迪栽培的花,却让女儿品到了袭身香气。热爱中国文化的林西莉看好“琴箫和鸣”的表演形式,从 2007 年到 2010 年间,四度邀请在中央民族乐团工作的王迪女儿邓红与同事陈莎莎,在瑞典举办了40 多场音乐会。这个数字对于古琴来讲,令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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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发于:带火焦桐韵本悲 · 忆王迪先生(上)

古琴 · 琴诗《酒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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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琴曲《酒狂》初见于明代《神奇秘谱》,为名士阮稽所作。阮稽生于公元220-280年,是魏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和音乐家。“稽叹道之不行,与时不合,故忘世于形骸之外,托兴于酗酒,以乐终身之志。”

  阮稽的一生,可谓风流疏狂的一生,他的一生与酒结缘,与酒相伴。谈酒,绕不过阮稽;谈阮稽,离不开酒。他的一生,都在似醉非醉、似醒非醒之中度过,一生都处在精神分裂和肢体的自我毁虐之中,但他始终清醒地保持着一种文人的风骨和忧患。他在游览广武山时,对着汉楚争霸的遗址,曾发出一声:“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酒后叹息,那叹息似空谷足音,引无数英雄伏地倾听,至今回响不绝。

  佛家云:人生有悲苦。那只是一种红尘蚂蚁的小悲小苦。从阮稽的酒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心灵的大悲大苦;是一种为苍生忧、为社稷痛的心灵挣扎;是一种对世道沉沦而无法救助的痛楚;是一种报国无门又不愿同流合污的迷茫。

《酒狂》

《理性元雅》

第一段 乐酒忘忧

第二段 醉舞飞仙

第三段 浩歌天地

第四段 嗜酒忘形

第五段 花笺草扫

第六段 低低吐酒

  第七段 托酒佯狂

 

《西峰重修琴谱》

  第一段:天地鸿荒

世事奔忙,谁弱谁强,行我疏狂狂醉狂。百年呵三万六千场。浩歌呵天地何鸿荒。

第二段:醉舞飞仙

天有酒星地酒泉,天地爱酒无传。不妨一斗需百钱,飘飘醉舞飞神仙。及时行乐也当留连,人生不饮也胡为然。

第三段:浩歌天地

东流不返也那流何长,红颜白发也那催何忙,好怀呵对酒也愁相忘,题诗呵自叹也成疏狂。浩歌抚景悲斜阳,斜阳,量宽沦海盛汪洋。怡情风月无时常,糟堤筑就也那流琼浆。

第四段:嗜后形骸

白酒呵初熟山中归,黄鸡呵啄黍秋正肥。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吁嗟呼兔走也阳鸟飞。林泉呵乐隐也人知机。瑶琴一曲也摩金徽,金徽。

第五段:花笺草扫

新丰美酒斗十钱,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杨柳边。醺醺呵谩醉也搜诗篇,如流呵染翰也翻银笺。古今狂客也名千古,何人醉酒那长安眠,长安眠。

第六段:低低吐酒

吐酒仙人声款款。世相建,此心遗,此心迷,富贵功名不为稀罕。晋阮藉浩歌狂,叹那停杯,叹那弄盏,醉舞琳琅春意满。叹那弄盏,醉舞琳琅春意满。无事关心,此心不服天公管。此心不服开公管。

 

《太古遗音》

  第一段

白驹世事笑奔忙,悄悄忧心空断肠。何以解忧曰杜康,醺醺镇日任疏狂。百年三万六千场,会须一饮三百觞。陶陶那乐人醉的那乡,醒而复醉醉而的那狂。如山大事顿相忘。

第二段

天有酒星地酒泉,杖头常挂百文钱,池酒糟丘是所欢。飘飘醉舞,恍疑羽化羽化而登其仙。酒中得道真畅然。

第三段

换酒不惜千金裘,相酌能消万古愁。香醪百斝襟怀放,浩歌一曲兴悠悠。宇宙间乐无过的那酒,酒中那趣真罕的那有,果然啸傲轻王侯。

第四段

白酒初熟紫蟹肥,呼朋拉友伴共衔杯。或乐山兮或乐水,不知人世更有理乱理乱及安兴危。玉山自倒非人推。

第五段

醉后斗酒诗百篇,龙蛇体格染银笺。长安那市酒家的也眠,天子宣呼不上的那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第六段

吐酒山翁声款款,功名富贵无心恋。刘伶毕卓兴陶潜,清风高节,此身不服不服开公的管,相与枕籍共留连。

第七段

举世皆醉我也独醒。托意蘖期远祸疹。岂诚湎沉耽饮蹈荒淫,作醉人。古来多少显达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醉翁之意,端不在乎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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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情 · 水墨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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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古琴题材动画片《山水情》成了中国水墨动画片的绝唱,也成了中国动画彻底商业化之前的最后一部艺术精品。

《山水情》讲述了老琴师在归途中病倒在荒村野渡口,渔家少年留老人在自己的茅舍里歇息,老人感到宽慰。翌日,老人病体康复,取出古琴,弹奏一曲,琴声把少年引到他的身边。少年学艺心切,老人诲人不倦,两人结为师徒。秋去春来,少年技艺大进,老人十分欣喜。但慰藉之余,思虑如何使弟子更上一层楼。一日,老人偶尔看到雏鹰离开母鹰独自展翅翱翔的情景,豁然开朗。于是携少年驾舟而去,经大川而登高山,壮美的大自然,使少年为之神往。临别时,老琴师将心爱的古琴赠送给他,然后独自走向山巅白云之间。少年遥望消失在茫茫山野中的恩师身影,顿时灵感涌起,盘坐在悬崖峭壁之上,手抚琴弦,弹奏着心中之曲,倾吐着对人生的赞美,悠扬的琴声在山间回响。

《山水情》被公认为水墨动画至今无人超越的典范,其诗一样的气质、幽远清淡的画面已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本作由上美厂厂长兼著名水墨动画导演特伟联袂阎善春、马克宣两位精雕细琢而成,它拥有举世称颂的“绝对美”,没有对白,却有丰富的 叶笛声、琴声、水声、风声、动物声配衬琴、风、山峦、鹰和风雪;同时,它运用中国人独有的隐喻,将中国文人长久以来的追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用最中国的方式表现出来 ,意境之高深在中国动画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龚一老师的古琴演奏也为动画增色不少,大大丰富了这部美术短片深邃、悠远的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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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曲同工“琴与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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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曲同工“琴与茶”

  爱茶的人,不必懂茶;爱琴的人,也不全是会弹琴的人。舌尖和十指之上品味不到琴茶滋味的人,只好在琴茶之外多下些功夫来弥补自己的愧疚:譬如写点感悟茶、赞美茶的文字,或邀三五好友共同品茶赏琴。对茶抚琴,是一种泠泠而幽深的自我倾诉。

  其实即便不会弹琴也无妨。陶渊明曾有一张无弦的琴,兴致上来在光光的琴面上抚摸几下,并赋诗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欧阳修也说:“若有心自释,无弦也可。”大音希声,最美的音乐是自然无声。正如茶的“无味之味,乃至味也”。写过《茶笺》的明代文人屠隆曾说:“琴为书室中雅乐,不可一日不对清音。居士谈古,若无古琴,新者亦须壁悬一床,无论能操是否。纵不善操,亦当有琴。”意思是读书人无论会不会弹,都应该备有一张琴。而学琴也并非很难,垂髻孩童、古稀老人,得琴一张而习至半月,便能弹出《仙翁操》、《秋风词》等简单乐曲,何难之有?

  于是择一良琴,与心爱的紫砂壶共置桌上…… 但见琴与茶日夜相伴,玉体平卧,如同睡熟的美人一样。琴也有琴额、肩、颈、胸、腰等,髹漆的琴面似少女肌肤一般光洁滑亮,镶嵌的蚌徽是她佩戴的珠宝,琴轸下棕色的绳穗是她秀美的发辫…… 二者情同手足,亲如姊妹。琴与茶的缘分很深,同样是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神农尝百草,得茶而解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创造了琴~ 古琴的样式流传至今,其中就有“神农式”。古琴擅长表现潺潺的泉水声,而泡茶用水最好的也是山涧鸣泉。

自古以来文人雅士就有听琴品茶的雅趣,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一生与琴茶相伴,作有《琴茶》一诗:“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我自从有琴伴茶,便少了些寂寞,闲暇时用朴拙的紫砂壶泡上一壶普洱茶,在氤氲茶香中正襟危坐,按照减字谱上“挑勾抹剔,托劈打摘”指法,拨弄几下琴弦,竟然也能发出悠悠的美妙声音,再啜上几口普洱老茶,倒也有几分古韵陈香的感觉。醉翁之意不在酒,听琴是听弦外之音,品茶也是品的茶外之味。

  古琴有“十四宜弹”:遇知音,逢可人,对道士,处高堂,升楼阁,在宫观,坐石上,登山埠,憩空谷,游水湄,居舟中,息林下,值二气清朗,当清风明月。其实这些又何尝不是品茗时所适宜的佳境呢?古时有不少描绘古人听琴品茗的绘画,在山林泉边,席地而坐,置琴于膝上,俯首抚之,茶烟琴韵,其乐融融。我也期盼有朝一日兴致上来,或独自一人,或邀三五知己,携带古琴和茶具走出都市,投身于大自然,或幽泉山野,或涧边松下,或密林深谷,拾取柴薪,汲泉煮茶。至于会不会品茶、会不会弹琴都无所谓,茶不饮而自醉,琴不弹而自鸣,只要心里觉得“巍巍乎,若高山;洋洋乎,若流水”就足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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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学与哲学 · 志静气正琴声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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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学与哲学 · 志静气正琴声幽

中国传统音乐在中国整体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导致了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国音乐思想有着一体化倾向。宗白华先生说:“就象我们研究西洋哲学必须理解数学、几何学那样,研究中国古代哲学,也要理解中国音乐思想。如果说西方人习惯用数理分析世界的话。中国人则习惯于用音乐诠释世界。

一、儒、道思想对传统音乐的重大影响

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奠基于孔子,发展于孟子,成熟于荀子。其成熟的标志是提出“中和”,“礼乐”两个范畴。我国自古就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甚至把它提高到了治乱兴衰的高度,故有“听一国之音乐,知一国之盛衰”的古训。儒家历来看重音乐的“治世”功能,《吕氏春秋·适音》曰:“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礼记·乐记》亦云:“致礼乐之道,举而措之,天下无难矣。”其实,中国的大一统秩序一开始就依赖“礼乐”制度。

儒家代表孔子是一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最懂得音乐的人《论语》中记载他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小幽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八佾》中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不仅重视音乐的美,更重视音乐中的善。孔子晚年曾将三百篇诗整理得能上管弦演奏,而且合于韶武雅颂之音,作为教化内容之一推向社会。说明他重视音乐的心理教育功能。汉代儒学崇尚天人合一,而音乐的产生正是源自人心对大千世界的感悟而引起的“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由此,中国的先民认为:“凡乐,达天地之和,而与人之气相接。故其疾徐奋动可以感于心,欢欣侧怆可以察于声。此外。人们还发现:“夫乐作于人心,成声于物。声气既和,反感于人心者也。”即所谓的音乐不但是由人心对大干世界感悟而产生,而且还能反过来以和之声气调理人心。人们借助音乐的调理功能,完善着七情不能自节,待乐而节之,至性不能自和。待乐而和之。《欧阳文忠全集》卷七五《国学试策三道第二道》)。儒家思想由于以礼为规范。就必然德重于情,善重于美,道重于欲,古重于今,就必然要求音乐的内容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温柔敦厚,形式中正平和,无过无不及,也就是说,在重视道德的宗法社会里,中国人寻找到了以音乐塑造理想人格的方法,进而,便有了“夫乐者,治之本也”的结论。

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主张“致虚疾。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道家主张“无”,是对一切限制的消解,因而走向无限。“无”意味着在真正的自由和平衡中得到的却是无限广阔的“有”。道学这种既辩证又达观的人生哲理,深深影响了中国传统艺术追求空灵而终达玄阔的特点。因此,音乐中讲究用散逸的板式,排斥“繁手淫声”而追求“大音希声”。正是这种人生哲理的体现。道学的这一音乐思想,与它那“无”中求“有”的哲学是一脉相承的。庄子论乐,与老子又不同,他主张“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天地是宇宙里最深微的结构形式。在庄子看来,这最深微的结构和规律也就是他所说的“道”,是运动变化的,像音乐那样。“止之于有穷,流之于无止”。这“道”和音乐的境界是“逐丛生林,乐而无形,不挥而不曳,幽昏而无声,动于无方,居于窈冥……行流散徙,不主常声。充满天地,苞裹六极”。(《天运》)。这“道”是一个五音繁会的交响乐,是充满了浪漫精神的音乐。魏晋时著名的思想家嵇康提出《声无哀乐论》,认为天地产生万物,音乐是万物之一。也是有自然之道、天地元气所生,认为乐音及其运动形式具有其自然、谐和的本质属性。“和”涵盖了大小、单复、高低、慢快、善恶等对应的因素,这些音乐形式上的变化,归根到底。还是统一于“和”。《声无哀乐论》的直接理论基础是养生论。认为音乐与人的养生密切相关,而养生的最高境界就是个体的情怀超越于具体哀乐的极度自由的“平和”境界。因此,道家崇尚自然,反对束缚,思想中蕴含着解放人性、解放艺术的积极因素,其音乐的特点更多的显现出恬淡、平和之美。

二、中国古代文人的琴学审美观志

中国古琴音乐是具有深刻历史文化背景的一门艺术。它以多重美的高尚品质。给人以无限的追求。故嵇康称“众器之中。琴德最优,故缀叙所怀,以为之赋”。在中国古代,古琴一直被称为绿绮、丝桐、瑶琴。隋唐以后,因其历史久远而被称为古琴。古琴艺术之所以能独树一帜而备受推崇,除“琴德最优”外,还有以其音乐的特质能顺乎音声自然之“中和”,以及符合中华传统文化中追求意境、崇尚内在和寓意含蓄之美的特征。所以。在古代的文人眼里,“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因此。古琴音乐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尤其是在“土”阶层的文化生活中,始终以其强调平其心、善其事、美其物而占有重要的位置,所以,古人称“鼓琴之士,志静气正,则听者易分”。

“志静气正”之“志”,古人早有解释。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称“志”为“意也”。而《诗序》则将“志”解释为“心之所之也”。《礼记·少仪》却说:“‘意与,志与,’意则可问。志则可否。(注)意,正事也。志,私意也。”,此之“私意”实际是指人的自我之志。从美学的观点看,“志”的范畴是兼有个体与整个人类理想和自由意志内聚的两个方面,其恒久的生命力主导着个体的理想和自由意志。与中国文化的生命运动构成一种永无止境的默合关系,这种关系使“‘志’潜在地制导着心灵的双向运动,赋予审美活动以理想性、超越性、它在个体人格修养中居于基础地位,从根本上推动艺术家进行创作,并制约着气、骨、意境等的形成”。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述了孔子习琴时与师襄子的一段对话,其中涉及到了有关“志”的意义范畴:“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虽然。司马迁并未提及孔子所奏何曲。但从孔子所说的“习其曲”、“得其志”、“得其为人”中可以看出。他是将鼓琴当做人格培养和精神升华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在中国的古代,文人和艺术家是合二为一的。因为,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以风雅自铸人格的文人士大夫,始终把琴棋书画作为自己人生的旅途中重要组成部分,并为此而努力实践着自己的理想。从这种意义上讲,“志”可以说中国古代文人灵魂深处潜藏着的“真我”的聚集。这种“真我”的聚集是以“自”为中心,也可称为“自我”的另外一种表述。所谓“自我”是以“自”为核心。正如王夫之在《读四书大全说·卷一》中所说:“所谓自者,心也,欲修其身者所正之心也。盖心之正者,志之持也。”。依据王氏之意。我们可以看到个体人对“自我”存在着普遍的心理追求,而这一追求常常在中国文人的仪态和乐风中表现出了某种“自由化”的外显。而这种对“自由化”的憧憬和向往被北大教授熊伟先生解释为“由自”,其本质就是“任志”。所谓的“任志”实指“持道任志”,即按余英时先生的说法是为了确切保证士的个体足以承担精神修养能够成为关键性的活动,而以自任者为其最大。

由于客观的凭借是如此的薄弱,所以他们除了精神修养之外。没有什么可靠的保证足以肯定自己对于“道”的坚持。因此,从孔子开始,“修身任志”即成为古代文人的一个必要条件。“修身”最初源于古代“礼”的传统,是外在的修饰,而“任志”则成为一种内在的道德实践,其目的和效用是与重建政治社会秩序相联系的。“从发生的历程说,这种内求诸已的路向正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外在凭借太薄弱才逼出来的”。这也就是中国古代士大夫多是通过琴来表“志”的重要原因之一。

古琴音乐是具有深刻历史文化痕迹的一门艺术。它不仅有众多的琴家和作品传世,更有丰富的琴论文献留存。从先秦时的《诗经》、《左传》到明清时的《溪山琴况》《琴学粹言》,它们勾勒出了传统古琴音乐及发展脉络。纵览这些文献,我们不难发现古琴音乐及其音乐思想与儒、释、道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此后,儒、释、道三家思想均对传统古琴音乐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如:“琴者,禁也”,“攻琴如参禅”,“琴者,心也”等观念,分别体现了儒、释、道对古琴艺术的态度和古琴音乐的审美价值取向。但无论他们在形而上方面有着多么大的分歧,而琴言志的思想却基本是一致的,这充分体现出古琴音乐艺术从其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对人的“志”都具有一定的诠释作用和意义。

“诗言志”和“诗缘情”是中国古代诗学中两个极富思想性的美学观点,其生命力直到今天还被文学艺术界所重视。因而,学者们更习惯于将二者合称谓“情志”。朱自清先生在他的《诗意志辩》中精当地分析了“情”与“志”的区别,并解释说:“‘情’包含更多的感性因素,并具有强烈的个性特点,而‘志’则是一个与政治伦理相联系的范畴,具有明显的社会指向性。”但具体到了中国古代的琴学思想和观念上时,人们却始终将二者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这种联系一方面表现在文人的艺术实践当中,把志亦达情、情中有志纳入到了琴学思想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也就是在这个实践的过程中,文人常常通过寄情于琴曲而表现一种情怀,这种情怀体现着文人对人性和社会感悟。于是,有胸怀大济苍生之志者,借鼓《南风操》类琴曲,“以解吾民之愠兮……以阜吾民之财兮”之壮。故《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日:“琴音调而天下治。夫治国家而弭人民者,无若乎五音也。”而那些心存闲云野鹤之志者,借弹《欧鹭忘机》之类琴乐,以抒“安时处顺,委运任化:恬淡寡欲。寂寞无为:舍弃智慧,不用心机”之情。其是反映出中国古代文人弹琴既不着眼于发挥琴的“禁邪归正,以和人心”的教化作用,也不是纯粹为了追求感官上的刺激与愉悦,而是注重表现内心、张扬个性。

因此,白居易在《清夜琴兴》中说:“月出鸟栖尽,寂然坐空林。是时心境闲,可以弹素琴。清冷由本性,恬淡随人心。心积和平气,本应正始音。响余群动息,曲罢秋夜深。正声感元化,天地清沉沉。”然那引起历尽坎坷却大志不屈者,借操《梅花三弄》之意,以抒了“散我不平气,洗我不和心”的情绪。此外,还有不畏强暴向往建功又壮志难酬者,则借奏《幽兰》之情,以表心中之郁闷的情怀,等等。这些者是从不同的角度表现出中国古代文人借“琴”抒怀、借“琴”言志的内在表达。

  综上所述,古琴艺术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们言“志”的重要方式之一。一方面表现出古琴自身所具有的乐律学意义,这种意义尤以古琴之器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已经包含着一定的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含义和属性特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古琴艺术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对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思想意识的形成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他们对“真我”所做出的美学诠释,其次是将这种诠释转化为一种音响上的实践,这种实践作为一种活动方式无论采取何种途径,都是通过以乐表情、以情达志,最终实现人的理想和自由意志的完美结合,达到以志成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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